现在是凌晨。
我感觉到他们的目光钉在后背上。新城里有三大队伍，法学，神学和医学。它们暗地里互相对峙，以Isolde为例，他平日里讨厌司法宫职员来访，不管是谁都会被他以各种借口推脱。但是一旦医学院不长眼触犯了什么，法学和神学就会展现出空前的团结。
“你们商量好了没有？”Blake Lysander开口了。
我拉着她走进里面的小房间，把门掩上。木门合拢的一瞬间，外面的烛光被切成一条细线，隔绝了我们的影子。
“怎么办？”我立刻转身。
Margaret盯着我，她的脸在昏暗里看不太清。但那双深绿色的眼睛可谓是十分惹眼。五年前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她饱含希望，但又看不太清楚的眼睛。
“噢，我亲爱的同行！你还问我？”她声音有些发紧，“是你把他们引来的。”
“我没有引任何人来，Margaret。”我说，“昨天那个尸体是圣奥诺雷巷的人半夜送来的，我说了多少遍——”
“Rellyn啊Rellyn，你从一开始就不该收。”Margaret打断我，“你说过这个月不会再做了，上一次是最后一次，还说——唉！”
“现在怪我又有什么用呢？我们一个都跑不掉的，”我说，“我们一直自以为聪明，做得很隐蔽，但或许被发现的事情，就差我们自己不知道了！你知道他们怎么追捕异端吗？”
“异端？你在胡说些什么！我们可不是异端。”
“可是你看看我们做了什么呢？看看那些尸体！我们解剖了它们！把死人的身体切开！现在外面还有个病人等着我们。”我一个字一个字地说，“这在他们看来，不就是异端吗？”
“他们管这叫——”我继续说，“看见没有，身体是上帝造的，生死是他们定的，我们这些人凭什么动刀？凭什么以为我们能比上帝更懂一个人的身体里发生了什么？允许医学院的存在，本身就是比任何行为都逾越的了！”
我们安静了一会儿。外面的房间里传来一声咳嗽，很轻，在这个寂静的夜里听起来像是敲钟。然后是Blake移动脚步的声音，嘎吱，嘎吱。像是在给我们计时。
“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吗？没有人恨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不，他们根本不在乎。”她咬着牙把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他们不在乎那些病人会不会死，不在乎那些没人收的尸体烂在什么地方。”
“对。他们关心的是谁说了算。上帝说了算，而他们在人间替上帝说，所以教会说了算。我们绕过了他们，直接从尸体上找答案，这就是在说——教会不是唯一的答案。这比杀人还严重。”
“你说过，神学教我怎么死，医学教我怎么活。”
我不记得自己说过这句话了，但听起来确实像我会说的话。但她不是个革命家，只是个平常人。
“我现在觉得，”Margaret慢慢地说，“我们可能没有什么未来了。”
“嗯。”
“那么，我们做给他们看吧。”
“给他们看看。”她重复了一遍，“我们已经做了清创，但碎骨还没取干净。这件事儿很简单，但是死了，就是我们渎神的罪证。活了呢……”
“活了就是上帝赦免了这个人。”我接过她的话。
“我不信，没错，但是他们会信，而且需要信。只要我们当着他们的面做成了，他们就得承认这是上帝的意志，而不是我们的本事。因为他们不可能承认我们的本事——那等于承认我们做的事情有意义。”
“你想赌这个？”
“Rellyn，我们已经赌了五年了。”Margaret说，“现在赌注变大了而已。”
“两位小姐，主教代理还在等我们的回话。你们是打算在那个小屋子里待到天亮吗？”外面传来Blake的声音。
“说到主教代理，Isolde Wyen，”她说，“他不就是你的…”
Margaret看了我一眼。
“走吧，别管他是谁了。”我说。我推开门，烛光涌进来，晃得我眯了一下眼睛。
“我们做。”Margaret说。
他挑了挑眉。“做什么？”
“手术啊。这不明摆着呢吗？”我说，“那个铁匠的腿，我们会当着你们的面处理它。”
多年之后我再回顾这一事件，仍会像第一次回忆起时那样感叹，它是一桩多么简单的小事啊！而我们的操作又是多么的不合规范。但这样的事情，这样的监视与边界，在今天依旧在连续不断地发生。只不过监视的人从尚能讲理的同类换成了持枪戴械的守卫而已。这种基于身份而非行为的有罪推定，这种剥夺个体行为自主解释权的逻辑，几乎原封不动地传承了下来。只不过，法官从司法宫换成了……而他们甚至没有司法宫那样儿美丽值得欣赏的建筑。他们会给我们最想要的机会，但必须在他们设定的、充满侮辱和怀疑的框架内进行。
我们从子夜一点开始。他的胫骨碎了，腓骨断了，送到主宫的时候整个小腿肿得像一段发黑的圆木。我和Margaret当天就做了清创，取出了三块大的碎骨，但我们都知道里面还有小的，手指探进去能摸到那种细碎的、扎手的骨片，像碎瓷片一样嵌在肌肉里。如果不取出来，感染会沿着骨髓往上走，走到膝盖，走到大腿，走到身体里，然后就是高烧、寒战、最后死掉。我们本来打算明天白天做的，但看来谁也等不到明天了。绷带已经被渗出的血水和脓液浸透了，黄一片红一片，在烛光下看起来像是某种肮脏的地图。
司法宫的两位，Blake Lysander站在门口，Finch站在窗边。他们选了这两个位置不是随便站的。门口是唯一的出口，窗边能看到整个房间。两个人，两个方向，把我们和病人围在中间。没有人说话。蜡烛在桌上排了两排，一共八根，我们的影子像四个沉默的旁观者。
Margaret端着铜盆回来，盆里是沸水煮过的柳叶刀、镊子、骨钳、针线。她把盆放在桌上，水还在冒着热气。
开始吧。
我剪开绷带，切口已经存在了，我只需要把它扩大一些。血涌出来，不多，颜色暗红，带着一股熟悉的腐败甜腥味。我用镊子拨开肌肉束，看到了碎骨。一小片，大概有我小指甲盖那么大，尖尖的，扎在肌肉里，周围的组织已经发黑了。
“钳子。”
Margaret把骨钳递给我。我能感觉到Blake的目光落在我的手上，落在那把钳子上。他在看，他不懂这个，但他看得很认真，不像是在寻找什么可以定罪的东西。
十几分钟后，五六片骨头掉在铜盆里了。
最后一片，我夹住那片碎骨，往外拔。它卡住了。
“拉钩。”
她撑开切口。我又拔了一次，最后一片出来了。
“这就是让他死的东西。”我自言自语道，“不是魔鬼，上帝的惩罚，原罪。可它就是一块骨头。”
时间变得很奇怪。我觉得只过了一瞬间，但有时候又好像我已经在这个房间里待了一辈子。
三点的钟声从圣母院传来的时候，我正把最后一针缝线打好。Margaret用麻布蘸着温热的酒水擦拭切口周围的血迹。我站直了身子。后背疼得像被人用棍子打过，手指在发抖，太紧张了。
“喏，完了。”我说。
他依旧带着那种认真看了我一会儿。
“我们会告诉他的。”Blake说。
三年后。
没有人知道它是从哪一艘船上来的，从哪一座城市翻过山、渡过河、穿过平原找上我们的。先是鲁昂，然后是西郊。像有人把一把火丢进了干草堆，等我们回过神来的时候，整座城市都烧起来了。
门再次被撞开，急促得近乎窒息的呼吸声，混杂着轮子剧烈摩擦地面的尖啸，一同撕裂了教堂内短暂的寂静。这是我最不愿听到的声音。烛火摇曳，所剩无几的蜡烛在墙壁上投下扭曲跳动的影子，微弱光线下，数个人形的躯体几乎堆叠在一起，呼吸声细若游丝。病患已没有多余的力气，他们惧怕任何微小的动作，会扯断那维系着最后一丝希望的细线。他们所能做的，仅仅是在变成它们之前，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看着自己人生中还能看到的，最后的东西。
“同样的症状？”我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声音压得极低。我尽量不说话，减少让已被污染的空气进入肺叶的可能。对面人的面纱上下微颤了一下，算是回答。
我转脸看向刚被推进来的那个男人。和其他病人一样，绝望透过玻璃清晰地传递过来。还属于人类的脸被汗水浸透，眼睛紧闭，五官因痛苦而扭曲，呼吸与医生们一样紊乱。躯体散发出一股羊毛毯霉烂与汗液、脓血混合成的刺鼻异味。
我不再说什么了，“咔嚓”一声拉上隔间的帘子，隔绝了外界的视线，开始剥去男人的衣服。
那具躯体已经很难辨识出属于人类的特征，但对于这样恐怖的生物，我们已经不再有任何性质的惧怕或恶心。腹股沟和脖颈处可怕地肿胀起来，皮下的黑色静脉如同蠕动的蚯蚓，几乎要将皮肤撑破。四肢干瘪得不见肌肉，骨节粗大的手指却像铁钳一般，死死扣住床沿。他艰难地喘息着，试图用最后一丝求生的希望将空气吸进嘴里。但每一次呼吸都带着肺叶里积液被搅动的、不祥的咕噜声，嗯，简直是一座内部正在熔融的炉子。
无需诊断，先前的病例早就足够说明一切了，他也会死。不过我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安慰。好吧，好吧，平静下来，告诉自己，语言在此地也是奢侈且无用的，同希望一样。
今天是第几个了？开始后的第几个了？还能坚持下去吗？不能，当然不能了！也许今夜过去，明日将无人生还。每个人知道，自从封城令下达后，Blake一直在为司法宫一直在统计数字，但计数早已失去意义。那不断攀升的数字，最终只指向两种可能：要么奇迹降临，要么全员覆灭。该归咎于谁呢？我至今仍不明白这场灾难的本质，只能像所有束手无策的人一样，徒劳地将病患堆积到这最后的避难所，教堂，然后，执行那慈悲的救赎——在痛苦达到极致前，亲手折断濒死者的脖颈，给予他们最后的安宁。这救赎又是谁定义的？该死的，我的背又疼起来了。
“又一个？”Blake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名单快写不下了。”
“那就另找地方写吧。”
“或许…除了他们自己也没人记得这些名字咯。”Blake走近，“他们要求更精确的数字……为了更有效的资源调配。”
我发出一声几不可闻的冷哼。资源调配？这里唯一的资源就是即将耗尽的生命和快速腐败的尸体。Blake察觉到了我的反应。
“Rellyn，”Blake的声音更近了些，“休息吧。”
“…Wyen阁下不会因为我们无力回天，就让我们加入城外那片乱坟岗。”Blake走了回去，用戴着皮手套的手精准地掐灭了桌上那盏摇曳的烛火。瞬间，室内暗了下来，只有高窗外的月光透过玫瑰窗，将近乎虚幻的光影投洒在这片有限的空间里。他拿起桌上那支罕见的纯蓝色羽毛笔，就着这迷离的光，在名单上划去一个又一个名字。这场景，在这光影下，竟透出一种诡异而残酷的浪漫。
“你的那个同事呢？”
“Margaret？”
最近，她也开始咳嗽了。
一开始只是偶尔咳两声，我以为她是被粉尘呛的。后来咳嗽越来越频繁，有时候她说着说着话就突然停下来，别过脸去，肩膀一耸一耸地咳，咳完了转回来，对我笑一下，说没事，接着说。后来我发现她躺在床上，裹着毯子，在发抖。六月天，热得像蒸笼，她裹着毯子发抖。
“你发烧了。”我说。
“我知道。”她说，眼睛闭着。
“……你别碰我。”Margaret忽然说。我愣了一下。
“Margaret，没事的，我不会得病。”
“别碰我，万一传给你就完了。”她重复了一遍，声音忽然变大了，带着一种近乎尖锐的恐惧，“离我远点。”
“为什——”
“离我远点！”她猛地睁开眼睛，想推开我，但她的手没推到我，而是推到了我旁边的空气。她偏了偏头，又推了一次，还是没有推到我。她的眼睛在看我，但她看的不是我的脸，而是我左肩上方的一个位置。
我这才注意到她的眼睛。事情是从那年春天开始的。Margaret的眼睛本来就不好，早几年她就跟我说过，看东西像隔了一层薄纱，模模糊糊的，尤其是光线暗的时候，连针脚都穿不进去。她的眼睛不再聚焦了。瞳孔在灯光下放大，又缩小，反复地、不受控制地变化，像一扇被风吹得来回晃动的门。
“我…Rellyn啊，我好像看不清你的脸。”她说，声音平淡得不像一个刚刚发现自己正在失明的人，“你坐在我左边，对吗？我感觉得到，但是，现在我看东西，就像冬天里隔着雾看河对岸的东西一样。”
“你只是发烧烧的，”我说，“烧退了就好了。”
“你可不要骗我。”她说。
“唉，你从来不骗我，Rellyn。”她又说，“这是我最喜欢你的一点。你连那些不该说实话的时候都说实话，所以现在你也不要骗我。”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看不清的？”我问。
“很久了。”
“多久？”
“两三年了。”她说，“一开始我以为只是累了。后来我发现，看东西的时候，不管看什么我都离得越来越近。再后来，连白天也看不清了。”
“你不要哭。”她说。
“我没哭。”
“你在哭，我能听出来。你总是把自己的情绪藏起来，像个没有情感的冷漠的家伙……可我知道你每次哭的时候呼吸会变短。”
“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上帝的惩罚？”她忽然问。
“什么？”
“我的眼睛。我的病。”她说，“我们打开了那么多尸体，做了那么多手术，绕过了上帝给每个人安排的生死。也许上帝终于生气了，他要从我的眼睛开始，一点一点地拿走他给我的东西，最后拿走我的命。”
“我们不信这个。”
“我不信。”她承认了，“但是我不信上帝，不代表他不存在呀。如果他不存在，那谁在惩罚我们？可是……他又为什么现在才动手？三年前就该动手了，那时候我们被司法宫和圣母院的人盯着，那才是最好的时机——当着所有人的面让我们失败，让那个铁匠死在我们手里，然后名正言顺地把我们烧死。多漂亮！多符合一个全能的、公正的、睚眦必报的上帝的手笔。”
“当时……他没有那么做。”
“对。”Margaret说，“他没有那么做。所以我现在觉得，也许他存在，但他不在乎，或者他管不了。不管哪种情况，我们做的事情——解剖，手术，研究人体——都不是罪。我们只是……不太正常的人，有点儿异常的人。你知道吗？异常，和正常的人不一样啊。所以他们……才会那样做。”
“我现在快要死了，我快要死了…而且我看不见了。你说，我能活到明天吗？”
我说不知道，我摇头，可她看不见我摇头。她躺在床上，毯子盖到胸口，双手交叠放在腹部，姿势像一具躺在棺材里的尸体。但她的嘴一直在动，一直在说话，好像她要把这辈子没说完的话全部说完，好像她怕自己一闭嘴就再也没有机会开口了。
她又说起来了，“……嘿，Rellyn，我一直觉得我的直觉很准。我们来猜猜，以后会发生什么吧。”
“我很快就会死掉，但你不会得病，对吗？那……也许你能在这场灾难之后活下来…也许你呀，这个和我一样有点儿异常的人，会一直活下去呢，能够见到我所说的未来，但是，像几年前那种场面，你总是会遇到的。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小时候啊，修女教我们认字，教我们刺绣，唱歌什么的。她从来不教我们任何跟身体有关的东西。有一次我问她，人为什么会有眼睛？她看了我很久，说，因为上帝希望我们看到光。我又问，那为什么眼睛里面是圆的，不是方的？哈哈，她打了我一巴掌。”
“现在呢……我还是觉得，眼睛是上帝也无法解释的器官。”
“我承认，有些事情太大了，大到不管有没有上帝，我们都说不清楚。眼睛太复杂了。就算把一只眼睛拆开，也不知道它为什么运作。它们配合得天衣无缝，比我们做的任何手术都要精密一万倍。你说这是自然发生的？也许吧。但就算是自然发生的，它也太美了！美到我不需要上帝来解释它，我只想看着它，一直看着它，把它记在心里。”
“不过我觉得，现在治不好的病，也许将来就不是病了！现在解决不了的问题，也许将来就不是问题了！就像我们当年做的手术，如果换了一百年前，他必死无疑。没有人会切开他的腿，他会死，所有人都会说他该死，说这是上帝的旨意。但是我们做了，他活了。几百年后的人回头看我们，也许会觉得我们做的事情很粗陋，很可笑——但他们不会觉得我们在渎神。他们肯定会觉得我们在救人。”
“我在说我的眼睛，也在说瘟疫。你看它，多可怕！两三天就死人了！我们拿它没办法，我们只能扭断他们的脖子，然后把尸体拖走烧掉。看起来无解，对吗？看起来像上帝的惩罚，对吗？但是道理是一样的。现在解决不了的问题，不要隔离起来，觉得它永远解决不了，又或者觉得它就活该是绝症，觉得我们就该跪下来接受它，什么都不做。”
“但是呀，Rellyn，你也什么都做不了。”
“你不是上帝，你只是个医生。医生能做的事情很有限。但是你能做的事情，肯定要去做呀。你能救一个是一个。你要是停下来，他们就赢了。”
这番话如同她第一次介绍自己的名字时一样独特。我说，我叫Rellyn Wyen，她说：“噢？Rellyn？好奇怪的名字！不常见……我叫Margaret Soleil，我很喜欢Margaret这个发音，也许，是专属于我的名字吧！”
她的呼吸再次变得困难了，于是她不再说很多话。她每呼吸一次，喉咙里就发出一种湿漉漉的声音，像有人在往水里扔石头，一下一下的。她的嘴唇变成了青紫色，手指尖也是。我给她灌了药，她咽不下去，呛了出来，药汁顺着她的嘴角流到枕头上，染出一片褐色的印子。
她说的对。现在解决不了的问题，不要隔离起来。
天亮之前，她清醒了最后一次。我不知道她在看什么，她什么都看不见，或者看见了什么我看不见的东西。
“Rellyn，你的眼睛。”她悄悄地说。
“什么？”我把耳朵凑到她嘴边。
“其实……我好像一直能看见你的眼睛呢。淡蓝色的，颜色可淡了…Rellyn，你记住我好吗？”
一首曲子唱到了最后一个音，琴弦还在微微颤动，但声音已经没有了。
1514年，我在英格兰的德比郡又遇到了一个叫Margaret的人。那之后我才知道，这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