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女儿放学的时候，我正在看下午炖的猪蹄。
离“灰调”刚伸出第一根触角可能有五年多，距离它完全浸染这个世界，我猜应该过了三年。生活不能说有什么很大的变化，但非要讲没什么影响，那也不太准确。对于现在的我而言，它最大的妨碍是我不再能用颜色判断水蒸气和燃烧的烟尘，也就不能及时发现短路后起火的电线或者一口忘了关火之后干烧着的锅；这对于一个因伤退役、且非自愿失去嗅觉的前外勤特工来说有点残忍，毕竟你以前做的是保护人类的大事，但你现在非得一天三次地伸着脖子去看一个老旧的插排。好在今天没什么特别的东西。
退役之后的生活会很平静，这是站点主管当初在病房承诺我的话。但我没想到会这么平静，猪蹄糊个锅就有资格被称为特别的东西。
猪皮糊锅会很难洗。我不喜欢看到烧焦的肉皮粘在铁锅上，有时候会让我想起曾经的同事，但女儿想吃，我也只能做。“灰调”带来的视觉偏差非常干扰嗅觉障碍人群的生活体验，我挑错过几次肉，回来一洗，手里黏得不行。不过这也没什么可说的，摊主坑的倒也不是我一个。人类最值得称道的就是他们的适应性，大家都坦然接受了这片逐渐侵蚀视野的灰色，其中又总有人能适应得更快，而且早一步开始利用它。这个人不是我，我只能在家铲锅底的猪皮。
这么说还是早点退役好。我不太想铲单兵装甲里的人皮。
早几年经常有同事认为离职不是一件好事，他们觉得基金会的工作有着重要的象征。这不算没道理，传销也要提前做铺垫，不洗脑就不能骗人给他们卖命。一些同事死之前还攥着他们的徽章，有站点的，有部门的，也有时候是特遣队的队徽；近几年不怎么有这种事了，可能他们找不到自己的意义了。人类比他们想象的更坚强，常态也可以比他们想象得更坚强，有些事其实就没那么有必要了。我退役的时候他们正在讨论要把“灰调”定义成什么异常，人的还是世界的，掩盖还是收容；事实上他们也可以选择欺骗所有人，基金会也没有那么需要有人为此牺牲。走的那天霞姐对着我叹气，说唉，我也不知道我这一辈子到底守护了个什么东西。我说我也不知道，没准守护了咱们的房贷。
失去一点鲜艳的色彩不会给人们带来太大变化。TG级情景已经波及了整个世界，我还是得供两个女儿，还得还房贷。
没人知道项目组的核心成员做了什么，但灰色还是灰色，生活就是这么被糊弄过去的。好在站里对离退休职员的福利待遇不怎么糊弄，只要手里有点钱，养两个孩子不会比跟怪兽打架更难。虽然大女儿和我的关系不怎么好——
双职工家庭的孩子总是被放养，关系不好也是正常的。退役这几年我也想过要弥补，但赶上孩子青春期，又要忙别的，最终也只是做了一点无用功。那孩子现在对我不太热切，但至少很有礼貌，这也就够了。平淡一点就平淡一点吧。
门铃响了。我盛出来一盘灰黄色的红烧猪蹄。
“你问的那几个画室不行，得再选。”大女儿低头拆骨头，“老师说明年联考不考色彩了，我得找个能带我素描的。”
我说行。这没什么可说的，我没接触过他们美术生的东西。有些学校总会装模作样地问学生家长各种意见，但家长们总是“不太专业”，什么都不懂，给出的参考意见也就没什么参考作用。我的意见当然也没有什么参考作用。
“不过现在色彩和素描也没差，都是黑白灰。哦，黑灰。”女儿嘀咕了一声，又补了一句，“对，画室我想去杭州的那个。”
杭州的画室有点远，不过比她之前说的那个北京画室要好一些。所有选择都是互相妥协的过程，她之前已经妥协过了，现在我也就不好拒绝她。“你一个人出省，能不能习惯？手里还有钱吗？”
“画室都是封闭式集训，没什么不习惯的，和现在差不多。”她把猪蹄的大骨头戳开，夹起来一块开始啃，“钱还有，我爸刚给了。剩下的吃完饭再说吧，这吃着也太费劲了。”
她不太爱和我说话，平时吃饭也只说一些学校的要求或者通知。某些菜式还会占嘴，她在啃猪蹄的时候尤其安静，卤鸡爪其次，油爆大虾最次，别的菜则放松一些，偶尔会有一两句闲聊。我不知道她是真的爱吃这些才这么点的菜，还是说这单纯只是个不想和我说话的借口，但我无所谓；有时候不直说是一种最基本的尊重，孩子愿意给我这个面子，我觉得这就还行。不然我要去追究什么呢？基金会的工作就是很忙，她小时候我没带过她，她长大了只愿意应付我，这也说得过去。学校也在应付家长，主管也在应付我的同事，基金会也在应付所有暴露在异常中的普通人。所有人都知道事情不该是这样的，但追究背后的东西没有什么意义。
追究它们不会让家长突然有能力给孩子提出什么专业意见，也不会让我们看不到的颜色回来。所以大家不追究，默契地维持一个混沌的面子情。大女儿小时候不是这样的，她在我看不到的地方长大了，现在和其他所有人一样了。
我给她夹了点胡萝卜，说好。“等会儿果果该醒了，弄不好又要吵你。吃完你就先回屋吧。”
大女儿含混地应了一声。
选择是互相妥协的过程，但总有人要多妥协一些。基金会的事不能让，这孩子一直要对我们多妥协一些。退役的时候我们试着磨合过，但磨合得不太好；我不是在正确的时间回来的，她已经很独立了，不需要一个全职妈妈再插手她的生活了。所以她对我要果果的事没什么意见，尽管二胎确实在客观上分走了她妈妈的注意力——但她没有什么损失，她已经不需要这些了。
错过了就是错过了。没有什么对错，现在也没有所谓的黑和白了。事情就是这样的。事情永远是这样的。
关着的卧室门里有小孩的哭声传出来，果果醒了。
果果不像她姐姐。
怀她姐姐的时候我还在做站内安保，工作比较清闲。做这行的想要孩子得早要，女特勤的职业上升期和育龄靠得很近，后期训练任务和工作量一重，有时候连月经都不来，怀上也坐不住胎。但早要孩子意味着我必须得在工作和家庭中做出选择；晚要也得做出选择，但太早做选择没那么容易选明白。
我选了工作。
大女儿出生时非常健康。她听话，很乖巧，喜欢一个人涂涂抹抹，照顾她一点都不费力。我知道我想要守护什么东西，但我也知道，如果我只守护我女儿，我就必须放弃另外的那些其他。孩子三岁的时候我被调到一支外勤小队，她问妈妈，你要去当超级英雄了吗？我说是呀，但妈妈以后可能不能经常陪你，你不要偷偷掉眼泪。大女儿说没关系，我特别坚强！
我信了。孩子就在我看不到的地方长大了。
怀果果的时候我偶尔会想，我现在不需要为了那些事故受害者抛弃自己的女儿了，是不是我就可以给孩子一个完整的童年，情况就会变得更好一些；但我又不敢一直这样想，这个补偿的滞后性和错位对大女儿很不公平。生下果果之后我甚至松了一口气：这孩子的身体太差了，差到所有人都必须呵护她，我迟滞的关注就成了必要的事，我可以以此来掩盖我的偏心。
果果透过保温箱对我笑。她的情况比刚出生时好了点，但我觉得有点恶心。
孩子过完满月，我把她从NICU接回了家。这孩子脆弱，娇嫩，离不得人，从车上下来的时候包被包住头脸，和她姐姐完全不同。医生说她的免疫系统很容易失衡，叫我最好把孩子放在一个干净单纯的环境里，不要受到过多的刺激；要是有晒太阳的需求，到阳台坐一坐就好，在身体好转之前尽量不要出门。我说好。那这样到什么时候大概就可以出门了呢？
医生说养到五六岁吧，到时候就和其他小朋友差不多了。如果怕孩子一直在家影响性格，也可以培养几个室内的爱好，你们家老大不是学画画吗？小孩玩这个就不用太讲究，拿手抹颜料也可以，主要还是放松。
我说行。
但我其实不太懂“绘画”的意义。对异常的认知让我很难在色感上适应这个暗淡的世界，我的记忆中仍然有着那些艳丽色彩的影子，这些大大小小的灰色就仍然都是灰色；但大女儿说那些灰色只是看起来相似而已，放在一起比，仔细看还是能看出不同。后来我发现果果的色感也很好，她分辨颜色比大女儿慢一些，但比我快很多。这可能是“灰调”留给她的、除了孱弱的身体之外的另一个印记：果果不需要去处理错乱的记忆，也不需要纠正什么。她只是学，管这个红调的灰叫红，管那个暖黄调的灰叫橙。我们看到的世界其实是一样的，但我们看到的世界又有所不同。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好事。她的身体太差了，我只希望她在抹颜料的时候能少哭。
“我书桌还有几张色彩的范画，没用了。”大女儿回头看了一眼，“她要看就给她。”
身体不好的小孩容易不舒服，一不舒服，他们就闹人。这在果果小时候是件让人很紧张的事。你不知道一个只会哭的孩子想要表达什么，也不知道去晚了会不会有更可怕的发展，所以你只能去关注她，她也就习惯这样被人关心。醒过来看不到人会哭，是这孩子一个在娇惯下养成的习性。
“你妹妹才多大，又看不懂。没必要让她拿你的东西撕着玩。”我把没吃完的猪蹄放下，“你吃你的，我去看看果果。”
这意味着我得花至少半个小时才能回来继续吃晚饭，但没办法。我也不能去抱怨，因为我没有任何理由去指责一个不到五岁、身体差到几乎不能出门的孩子，而我是她的母亲，我从她出生那天就有了这份职责。甚至于她从头到尾都是无辜的，她身体不好，她需要依赖我们，这是这孩子在短暂的四年多的人生中学到的全部内容：照顾者与被照顾者就这样互相纠缠着，我不太愿意这样做，但我担心她自己会遇到其他危险，所以才一直这样教育她。
所以果果会在无人的卧室里哭闹。她不知道自己可以开门，也不知道可以用别的方式喊我，我没有告诉她。
照顾也是一种反向的依赖。互相依赖的也许不只是我和果果。
那个脆弱的、一碰就碎的常态可能只在基金会的档案库里，就像很多脆弱的、一碰就碎的孩子只在家长心里一样。人们还在生活，还在学习和工作，大女儿和她的同学们还在对着一片不饱和的黯淡画面练色彩；“灰调”没有给这个社会带来任何大的影响，就好像基金会的保护是过度的，这让这份需要持续三十年的鸣奏协议显得有些不甘心。不会有人需要一直被照顾下去，每个保护者都会有这样的不甘心。
我在退役前已经感受过了一次这种不甘心，而果果以后会让我感受第二次。推开门的时候她正在用手抹眼泪，仍然啜泣着，但已经不再大哭了。
卧室很亮。顶灯照在果果脸上，淡灰色的眼泪反光让我想起记忆里的白。长久的病痛让这孩子的情绪非常敏感，我已经见惯了她的眼泪；霞姐说可以放一些颜色鲜亮的东西，孩子看得舒服了，心情也许能好一些。我的确也不能指望一个把药当饭吃的孩子能在这种灰暗的氛围里开心起来，但已经没有什么“鲜亮的颜色”了，我们只有多买几盏灯：孩子爸爸给卧室加了一些灯带，大多是明艳的颜色，她姐姐则带回来一些玻璃风铃。
这几年流行这种东西。在颜色已经不能用来表达“亮”的世界里，光就有了更重要的作用，果果的卧室被布置成了难得能让我们回忆起过去的风格。前几年孩子喜欢，这间卧室就放了很多闪烁的装饰、各种灯光和投影，墙上的光斑被她画成蝴蝶的翼；后来果果又不喜欢了，不爱盯着蝴蝶光斑和发光的人造水晶看了，有时候看了还哭，我就只开卧室中间的那盏主灯。孩子的喜新厌旧和长情都有他们自己的一套标准，我不太能干涉她，我只能试着适应。
巧的是我很习惯这样适应。
我走进去，哄她，给她擦眼泪。果果一开始还抽噎，在我怀里待了一会儿，可能觉得安全了，就又湿乎乎地笑出了声。“妈妈，”她拽我的领子，把我往下拉，“刚才有怪兽进来房间里，它打我眼睛。你和姐姐去打怪兽了吗？”
四岁多的小孩子不会控制力道，也分不清现实和梦。果果会无意间攻击我，会讲一些根本没发生的事，有时候养她和养一些站里的东西没什么区别。我一边轻轻地掰她的手，一边轻声安抚她：“那妈妈给你吹吹眼睛好不好？妈妈在做饭，妈妈没看见怪兽呀。怪兽可能被姐姐打跑了，你要去和姐姐玩吗？”
刚睡醒的果果眼睛雾蒙蒙的，有点对不上焦。她咯咯笑着，松了手，又去拽我的项链。“我想和汪汪队一起玩。”
和还没形成规则概念的孩子讲道理会很困难，等她认识规则，事情就更难了，因为这个规则往往是属于她自己的。我不知道孩子爸爸当时怎么带的老大，但果果有时确实让我觉得有点棘手：她不知道我会疼，我也不能随意让她这副脆弱的身体感同身受。“先把妈妈的项链放开，好吗？”
“我要汪汪队。”她不太高兴地撅起了嘴，手上不拽了，但还是攥着不放。我只能哄她，说如果下次去医院检查的时候表现好，我就带她去找汪汪队的狗狗玩。果果马上就松手了，欢呼着扑上来抱我，小孩特有的声线非常尖锐：“妈妈，你认识汪汪队的狗狗吗？我可以去和他们玩吗？我要出去玩！妈妈！”
很吵。但这意味着这孩子现在很精神。我在鼓膜振动的刺痛下竟然产生一种缥缈的欣慰感，但它太淡了，很快就消失在这种疲惫的阴影之中。我推了推她，试着解放自己的脸：“可以出去玩，但你要乖乖吃药才行。不可以觉得苦就吐掉，可以答应妈妈吗？”
果果点点头，期待地盯着我，在床上坐不住地乱晃。我又跟她强调：“没有你在电视上看到的狗狗们，但是妈妈可以带你去找其他的汪汪队队员。可以吗？”
她一开始不理解为什么会有“没出场过的”汪汪队队员。我说汪汪队太忙了，但世界上有好多人遇到困难，所以它们成立了很多汪汪小分队，我可以带她去找没在出勤的小分队狗狗。果果“噢”了一声：“它们要出去帮助别人，所以不能陪我玩，对不对？就像爸爸一样。”
我不太想说是。我担心她长大了会觉得爸爸和汪汪队一样是假的，是我编出来的。但她爸爸已经连续五个月只有工资卡有消息了，我不知道他在忙什么；也可能这个人早就死了，现在这些真是我编出来的。所以我说对的，也像果果现在要专心治病一样，大家都有自己的事要做。妈妈去给你拿药好不好？
果果说好，然后亲了我一下。
给她拿药的时候我给以前的队长发了条微信，说姐，咱们队的那条狗还在不在，下个月我想带丫头去看看。队长问我你孩子又闹你？我说没办法。队长说没事，看个狗算啥，又不是看哥斯拉。
我说您可千万别当着她面这么说。小孩眼睛尖，不好骗，汪汪队是演的，咱们可真有哥斯拉。
饭前要吃两片药和一包冲剂。饭后要吃三片半，两粒胶囊。吃饭的时候不能吃生冷辛辣的食物，肉要少吃，睡前要喝单独的补剂。昨天她摔了一个玻璃摆件，手划了，这几天不能放她在地上爬。看到外露的皮肤蹭红了要注意湿疹。哮喘。结膜炎。这几个月她又开始容易流眼泪，不清楚是不是花粉过敏。不过她总在流眼泪，也可能是情绪敏感，只是在普通地哭。
我不知道。市里的医生也不知道。月底我要带果果去06站复查，我希望06站的医疗人员能知道。
冲剂倒进专用的小水壶里兑温水，药放到瓶盖里。两种药都是苦的，她不喜欢，我得提前准备一粒冰糖。果果一看到那个水壶就夸张地皱起了脸，闭着眼睛不愿意看，还推我，我说你刚才不是答应妈妈了吗？她还是扭头，闭着眼睛和嘴，五官缩成一团。可能答应我给她拿药和答应吃药是两回事：孩子会用各种方法逃避他们想要逃避的东西，药已经准备好了，让她吃下去还得花点时间。
我把水壶放在床头柜上，把上半身压下去，视线去找她的眼睛。“你不是想和汪汪队一起玩吗？不吃药身体就不能好，果果。你和妈妈拉过钩了，说好了，对不对？妈妈特意给你用你的跳跳水壶装的药。你可喜欢用这个水壶喝药了，是不是？”
跳跳是买药的时候附赠的水壶，袋鼠形状，有着儿童药厂家一贯偏好的鲜艳配色和夸张特征。果果以前很喜欢这个水壶，还特意给它起了名字；那时候我哄她喝药还很容易，但在她开始对逐渐那些灯失去兴趣之后，她也不太喜欢这个颜色鲜艳得我也能一眼看到的水壶了。哄她吃药重新变得困难了起来。
“……不要跳跳！”她挤着眼，眼睑的缝隙里钻出一点眼泪，“跳跳……扎扎的！它还打我！”
我叹了口气。“它怎么打你的呀？”
“它、它跳起来打我。用拳头打我的眼睛。我眼睛会痛……”果果看起来有点委屈，很抗拒，仔细看还有些恐慌。
水壶不能跳起来用拳头打人，但袋鼠会，异常袋鼠甚至会跳起来照脸给我一个左勾拳。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会非常坚定地相信他们离奇的想象，我只能猜到这个水壶让她很不舒服，但这是个装药的水壶，不舒服好像也很正常。“那我们换一个水壶吧，我们不要跳跳了。我们把它扔了。”我仔细看了看她的眼睛，非常完好，显然也没有被这个水壶隔空砸过，“妈妈之后帮你教训它。我们现在换一个水壶喝药，可以吗？”
果果犹豫了一会儿。我假装很耐心地等着。
“没关系……跳跳就跳跳吧。”她像是很勉强地忍耐、而且把这种忍耐特意展示给我看一样，非常刻意地揉了揉眼睛，然后用力闭上眼，嘴张得大大的，示意我喂她喝药，“但你要让它转过去。我不想看见它，我讨厌它。”
我把水壶的吸管拧上，塞进果果嘴里，然后弹了弹她的额头。
这孩子有时候有点娇气。我能看出来她已经尽量听话了，但她的“尽量”实在是限制很大。一直负责她的医生说这正常，孩子不能出门，没有社交，生理和心理都不舒适，情绪自然就不能太好；家里老人也说正常，小孩容易看到脏东西，果果不是娇气，是有我们看不见的东西惹她。我确实也去06站问过，他们说现在异常这么多，和孩子高度相关的也很多。异常确实可能有，但孩子现在没有明确受到影响，那就不用管，没事。我说真没事？
当时那个医疗人员一拍桌子：“有事还等着你亲自带孩子来？你们外勤不是就干这个的！”
我一想也对。那个医疗人员叹了口气，说唉，都基金会了，怎么还老听外面那些人瞎说。
果果的娇气就变成一件好像很合理的事了。合理地这样发生了，合理地压在我身上，合理地无法解释，但存在得非常自然。我端着水壶，就着她喝药的动作，带着旧伤的手腕有些酸。药快喝完的时候吸管发出一些吱吱的响，她好像觉得很有意思，猛吸了一大口，又觉得苦；一杯药喝得她龇牙咧嘴，等再吃完那两片药，眼泪已经要溢出来了，眼看着就要往下流。我给她糖，她还不要，只知道自己刚才很难受：“白色的药药不好吃。坏妈妈！”
我说知道白色的药药不好吃，果果特别勇敢。我们去吃好吃的饭饭，好不好？
果果说饭饭真的好吃吗，妈妈我们拉勾。我和她拉勾，小拇指只伸出一个指节。她把自己的手指勾在我手指上，仔细看了看，贴得很紧，就又笑了，转头往我脸上哈气，想让我也被药苦一下。我在小孩子的尖叫声中伸手去捏她的脸：“你把妈妈熏跑了，谁带你吃饭饭啊？”
果果咯咯地乐，还存着泪的眼睛不知道在看哪，视线好像落在某个遥远的虚空。
给她套围兜的时候这孩子还在撒娇：“妈妈，晚上的药药是苦的吗？粉色的那个药药。”
“也有一点点苦，你可以吃糖。”我给她把围兜系上，“吃完药可以看一集汪汪队，好不好？”
果果说好。她得到了她想要的答案，看上去变得有些安心。但我只是重复着做每天都在做的事；她说那是白色，我就知道那是白色，她说晚上的药没那么苦，所以我也这么说。
我其实分不清白色和粉色的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