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柏林的八月，他们正将城市撕为两半。建筑，还能是什么，柏林墙——也许你听说过？到现在，1961年已经变成真正的2020年了。
站在Site 29入口前的街上，我能听到风中夹杂着的呻吟与抱怨声。那居住在苏联士兵用砖垒起来的房屋里的人们发出愤怒的声音。在拖拽那脾气暴躁的倒刺铁丝网到达正确位置时，它们刮擦着混凝土发出尖叫。今早，只有路牌将东西两面分开。但现在，那变成了一百公里长的铁丝；而明天，将会是一个团的莫斯科警卫。下周，他们将为那熟悉的双列混凝土而破土动工。德国人不认为肯尼迪会容许这件事发生。他们错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离开柏林时的故事。
当穿着制服的孩子们做着粗重体力活时，专业人员们坐在城市的每个酒吧里，小声互相交流。他们还记得48年的封锁——查理检查站的坦克，俄国喷气机掠过同盟国机场。这次的策略不一样——你站在你那边，我站在我这边。挑衅要少得多。稳定要多得多。有新事物。这城市总有新事物，你是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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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基金会早在1945年设置第一个办事处时就能有点先见之明的话，这些地缘政治噱头都不算什么问题。如果我们能保持对杜鲁门的优秀监视，再多关注一下莫斯科的话，我们也许就能在一个他们找不到的地方扎营。就目前情况来看，我们和柏林的其他人一样，有着同样的问题——我们都踩在其他人的脚尖上。同盟国、苏维埃、基金会——没人开枪的唯一原因是我们没有拿到枪的余地。
我们在这个城市里有两方面势力，第29驻军收容单元以及MTF Sigma六。Sigma六，名义上的机动排，和“Teufelsberg”——魔鬼山——里的CIA间谍同住。这座城市带出了某些浮夸的倾向——魔鬼山只是一座山，Sigma也只是几名总部的员工。第29——我供职的机构——的地点深入苏联区域，离波茨坦的宫殿仅有一箭之遥，就位于我们几个在红色情报机构里供职的朋友的眼皮子底下。
想想也是，我们跟那些为想摧毁我们的政府工作的特工挤在一起这件事很奇怪，但这也有一种逻辑。在能够抓紧太多奇怪事物或还没有准备好抓紧的时候，NATO和华约组织会忍受我们的行为的。
这所导致的政策前后矛盾——Site 19在52年被推倒，然而这也使我们能在Perimunda再呆六年。拥有四重监管权的柏林代表了一种特殊现象——没有人会把这城市的超科学战利品交由他人保管，而我们的存在为所有人减轻了一些压力。我们是缓冲区，缓解了紧张。然而现在，俄国人开始围堵同盟国的飞地，CIA也逐渐焦躁不安，是时候离开了。
那使得东欧阵营爆发了十几次流血冲突的交战规则十分简单。我们之前经常互相射击，但这有一个坏习性，就是会经常把那些畜生放出来，而最后，我们完全停止了枪战。现在，当俄国人与美国人问起时，我们只会离开。基金会人员可以自由离开——只要他们不带任何东西的话。没有人会喜欢那种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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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这些，在Site 29站点主管递给我一个公文包并告诉我离开——这座城市与这个国家——时，我仅仅是有点惊讶。听任镇子冒着可能引发战争的燥热（就是这样，因为一些异常）风险，但感谢赫鲁晓夫，我们看来再也不用担心这种事会发生了。
我在波茨坦内，距离法国分部里安全的泰格尔机场有30公里又四个国家。是个观光的好时机。
东德总理瓦尔特·乌布利希在他那晚的演讲过程中摆出一副勇敢的表情。“没有人打算建一堵墙，”他说。真他妈的是啊，没有人会这么做。
现在你已经了解了我心中那座城市的情况了。下次，我会给你讲述我在离开时都带出了什么。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