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会这个地方，生死是件很平常的事情。
当初收到那份协议的时候，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将要面对的是什么。那些对平凡的世界仍然有所挂念的人，大多都选择了放下手里的笔。只有那些孑然一身，无牵无挂的人才会义无反顾的签下自己的名字。以往的一切认知、感情、甚至是道德都被我们抛在身后，因为这是为了保护这个脆弱的世界所必要的代价。
我们将不计其数的D级投入到那些灭绝人性的实验里；用最为冷静的文字记录最为残忍的死亡；用可耻到让人作呕的手段欺骗这个我们所保护的世界。没有人对此有丝毫的异议，因为我们都觉得这是必要的代价。
直到一个研究员的出现。
在不远的过去，她的名字在中国分部人尽皆知。她的工作成果是如此之优秀，以至于不少新进研究员都是从研读她的文档开始熟悉基金会的工作流程的；那些对手里异常毫无头绪的同辈们也常常向她请教；甚至比她资历更深的研究员和站点主管们都敬佩她那令人难以置信的精力。但这些都不是她能走到曾经那个位置的决定性因素。
如果你看过她的文档，你立刻就会知道她和我这样的研究员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她用着和我一样的术语和腔调，但你能感受到她的字里行间有着某种在基金会显得格格不入的东西，某种我早已抛弃的东西，某种我认为是必要的代价的东西。她总是选择那些我认为最没有价值/威胁的异常，花上比我多数倍的时间发掘异常背后的来龙去脉。我甚至觉得她并不是在收容异常，而是在保护那些异常上所寄托着的感情。
她最终成为了中国分部实质上的偶像，似乎没有人不爱她。
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一个夏天。
那年，我的一篇研究日志作为优秀文档在中国分部的一次会议上发表。在晚宴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当时已小有名气的她。我当时只是一个新晋的二级研究员，不认识她，也不认识在场的任何人。我在人声嘈杂的宴会上徘徊，试图加入谈话又害怕自己没有资格，只好在角落里沉默。
直到她拍了拍我的肩膀，带着我认识了中国分部最有能力又最有趣的一群研究员。这些人后来成为了我在中国分部最美好的回忆之一，而这都要归功于她。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真的十分感激她。
我和她自然也慢慢熟络起来，甚至于我可以将她称之为朋友。我是个喜欢独自工作的人，因此和她的交流其实很少和工作有关。我们聊她在大学里学的那些心理学理论，聊我那稍微有些扭曲的家庭，聊一切无关紧要又和我们密不可分的话题。
我现在回想起来，那些聊天的内容其实毫无意义，聊天这一行为本身才是目的。
我调到基金会本部交流访问了一段时间。
本部的工作真的太繁重了，以至于我和中国分部的研究员们几乎没有任何联系，也顾不上跟进中国分部的研究进度。当我终于回来的时候，她却消失了。
曾经作为中国分部的金字招牌的她怎么会无缘无故就消失了？我感到某种莫大的迷茫，连中国分部这个我最为熟悉的地方都因此显得陌生起来。我四处询问相识的研究员，但大家都只是默默叹一口气，然后劝我不要再继续问了。这何尝不是一种对我的背叛？我凭什么不能知道真相？她到底去哪了？她到底去哪了？！
我无法接受这样的答案，不仅是因为一个研究员所天生拥有的好奇心，更是因为一个旧日相识的责任感。我开始利用一切我能想到的方法追查我不在的那段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可笑的是，在基金会这个保密协议比厕纸都多的地方，我的尝试是如此柔弱而无力。我最终只能选择放弃。
尽管如此，我仍然希望献上我最后的道别。
我推开了她办公室虚掩着的门。
桌子上的尘土积累得显出颜色了，显然自从她消失了后就没有人进来过。房间里的灯似乎坏了，反复开关几次也没有要亮起来的迹象。借着窗外微弱的夕阳，我看到桌子上散落的纸张中间静静地躺着一本皮质的笔记本。
我拍掉椅子上的尘土坐了下来，打开了这本笔记。我本来以为它是一本研究记录，但却意外地发现这是她的日记。我没能克制住自己的好奇心，选择了继续读下去。
日记一直持续到她消失的前一天，自然也记录了她离开的真正原因。读完最后几天的日记那一瞬间，我想把椅子扔进窗外的迎春花丛，想砸烂屋子里的所有东西，想冲出房门，想奔跑，想大喊大叫，想把整个阻隔在我和她之间的世界撕得粉碎。
但我只是死死地抱住这本笔记，对着它默默低语：
“我告诉过你不要成为偶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