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甘肃来到青岛的第一个子夜，我拖着忙碌了一天疲惫的身体下楼，走到小区广场，寻了个角落坐下来。我仰起头来，第一次发现青岛的天空上只有几颗屈指可数的白星，判断不出方向，隐隐约约地散着光。因为远未到夏季，广场的夜晚静悄悄的。在漆黑的夜色里，我想起来千里之外的家乡，让我不愿回头的家乡。母亲极慢地咽下一粒粒白米饭，父亲摔碎了手里的碗，告诉我故乡不是用来离开的，一旦离开了就永远不要回来。他的身影在正午的太阳下显得脆弱无比，汗珠清晰地从他每一根头发上滚落，而我挥了挥手，从此真的不再回头。
和我合租的人叫张恭博，与我同岁，来自河南。我刚拖着行李进屋的时候，他顺手接过几个袋子，摆在一边的桌子上。房东早就对我讲了许多，所以我并不对他横向生长的体型感到惊讶，但这个穿着廉价短袖的胖子仍然在第一次晚饭时就让我心有余悸。在看着他在二十分钟内吃掉了四桶泡面之后，我拍着张恭博的后背告诉他以后伙食费自理，而他只是憨厚一笑。
客厅兼餐厅的墙上画着一副佛像，以我粗浅的了解看不出究竟是何方神圣。张恭博也不认识，但仍然虔敬地拜了两拜，告诉我要积点功德。我没理他，进了自己狭小的卧室，闻着老式楼房特有的味道，心里明白这将是我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居所。无论是墙角厚结的蛛网还是磨砂了的窗玻璃，都将成为我生活必须习惯的一部分。大学辍学之后，我就逐渐学会了忍受自己的生活。
回到出租屋的时候，张恭博还没有睡觉，他肥硕的身体趴倒在自己的木板床上，两只眼睛盯着手里那部小小的手机，屁股上的肉随着一句句脏话而颤动。在掩上他的房门之后，我蜷缩在自己的床上。从现在开始屋里屋外的天色一样漆黑，睁开眼睛也到底看不出区别。在闭上眼睛的那一刻，我记起了今天是立春。
过了一个周，五公里外的何师傅烧烤招我做了服务员。老板是个又矮又瘦的男人，熟客管他叫老何，而我直到后来偶然听见老板娘和他吵架，才知道他真名叫何文革。作为唯二的两名服务员之一，我的任务包括跑堂、帮厨、刷碗、擦桌等一系列杂活。另一名服务员是个叫红丽的姑娘，主要负责点单和结账。
老何收我的第一天，我就搞砸了事。春天的烧烤店本就门可罗雀，晚上八点就只剩下了两桌客人。其中一桌结账走人，我收拾好脏盘子，就一脚踏进了另一桌客人洒在地上的啤酒。那是对情侣，而我的盘子直接扣在了女孩的身上。男的喝了几瓶啤酒，已经有点晕乎，又似乎正值热恋，见状暴起就要揪我。老何从一边跑过来，一把把我拽到地上，弯着腰对情侣一顿道歉，最后免了他们的单。这对情侣是这个春夜最后的客人，下班之后老何就把我叫过去，告诉我这个月工资扣掉一百。那天我心里恨死了老何和自己，他一眼就看了出来，一边洗铁签一边淡淡地说：
“你要是窝火，现在就可以换地方。”
我有过想走的冲动，但发现自己没有别的地方可去，收高中学历的店面两只手就能数过来，所以我留下了。而且在我习惯之后发现老何其实是个不错的人，除了脸臭一点之外，待人接物都很恰当，在烤串的间隙还常常跑出来和顾客谈天，凭这一招揽到了不少回头客。我有一次也想学着他的样子，趁着空闲溜达到一桌大汉边上，刚刚开口就被其中一人生硬的脸色阻住。在我踌躇之际老何突然出现，自如地插进他们的对话，我才知道这一桌子人都是他的熟人。老何随后就一把抓住我，把我也拉到桌边，介绍道：“这是我新招的小哥，叫他小吕就成。”。然后又回过头戳了戳我的胸口：“结账的时候记得让红丽给老刘抹个零。”
老刘就是那个面色生硬的男人，现在的他脸色一点也不生硬，两腮上有点涨红，右手大力拍着另一个人的后背。我鞠了个躬，说刘哥好。他看了看我，说小吕长得挺精神，像老何带的娃。老何就满意地搓搓手，进屋翻腾那几串羊腰子去了。
其他的食客渐渐散去之后，姓刘的男人还坐在那张大圆桌边上。和他一起来的人一个接一个起身告辞，他就中气十足地喊句话告别，坐下来和剩下的人继续喝酒。直到十点半，桌子上只剩下他和一个戴着眼镜的男人。老何这时候也拽了把椅子，坐在一边磕起了瓜子。
红丽比我早来一年，悄悄告诉我这个老刘经常过来吃饭，少则带一两个人多则带七八个人，但那些人每次都是这样逐个远去，最后留他一个买单。在我们谈话的时候，眼镜男终于也推了推眼镜，一合双手离开了。红丽继续说，她还在干跑堂的时候就经常好奇老刘到底是干什么的，每次来吃饭说应酬不像应酬，说聚会不像聚会。说这些的时候红丽把头微微向上抬，隐去自己的双下巴，盯着天花板上廉价的节能灯。我坐在结账台边上的高脚椅上像个孩子般打转，看着老何和老刘你一言我一语。
结账时，老刘五百三十元的账单抹去了三十元的零头，他从衣服里掏出一个古朴的皮夹子，蘸着口水数出五张票子，不小心扬在了天上。我和红丽手忙脚乱地接下，抬起头来看见那个魁梧的男人已经转过头去，深一脚浅一脚地迈出何师傅烧烤的大门。他深色的风衣变得越来越黑，最后彻底与夜晚混成一团。不远处一辆我叫不出名字的车大灯闪了闪，他就歪倒在了驾驶座上。在我出神时，老何一巴掌拍在我头顶，我这才大梦初醒般开始收拾一桌的残羹剩饭，心里仍想着那辆我不认识的车。当半天听不到引擎轰鸣的声音后，我才意识到他可能睡着了。
备菜间里传来一阵拌嘴的声音，听起来像是老板娘又在埋怨丈夫不会做生意，在她几声音量略大的喊叫后，我听见老何低低的说话声。红丽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了，她趴在收银台上，把玩着手上挂着的一串佛珠，嘴里念叨着什么。
“你还信佛啊？”我问。
“有什么信不信的呢……”她摇摇头，把佛珠拢进袖子里，茫然地看着收银台上的财神爷、招财猫、金元宝、弥勒佛、红鞭炮……我在她的脸上看到一种无奈的满足，像是小时候发现自己不可能写完作业，但是邻居的孩子来叫你出门一样的表情。红丽捋了捋头发，开始点这一天的账，而我可以下班了。
我在休息日去张恭博工作的单位看过几次，三层楼高的灰白墙壁和贴着大红色福字的窗户显示这里与任何一家低档旅馆没有任何区别。他兴高采烈地坐在保安亭里冲我打招呼，手边放着个褪色的大暖壶。在我们天南海北地胡扯时有辆捷达按喇叭，他一个激灵蹦起来就按下遥控器，司机骂了一声缓缓开进停车场。
坐下来之后，张恭博说这儿经常有来找茬的人，需要个像他这样的胖子来镇场。我上下打量了半天，心说镇场不应该找几个肌肉男吗，嘴上却还是和他打着哈哈。白色的太阳在我们的头顶上发着光，和胖子挤在一间保安亭里让我倍感踏实。我无法描述那种热烘烘的感觉，只是虽然还没有到夏天但我觉得自己马上就要中暑。
在三楼宾馆工作最大的好处是可以看海，因为保安亭的方向一回头就能看见无限延伸的汪洋。我不禁开始羡慕张恭博的工作环境了，在我每天累死累活端盘子的时候他可以翘着二郎腿吹着口哨，顺便看看天际线上的海景。张恭博看起来也是这么想的，我时不时看见他笑的像一朵老雏菊，冲着从楼里面走出来的某人喊大哥好，又目送着他远去，最后啐一口唾沫骂句老巴子。
一块坐在亭里的时候，张恭博指着远处天上一块奇形怪状的云，问我那像什么。
“面包片。”我说。
“是人民币。”
他笑起来，从咧着嘴无声的笑到露出两排牙齿震耳欲聋的大笑，最后又笑不出声音，只仰着头颤抖。他肚子上的肥肉随着他的笑容抖动起来，让我联想到弥勒佛身上层层叠叠的肚皮。这时候刚好有辆车要开进来，我就替他按了开门键。张恭博大笑时海风从屋檐上滚落，一路飘进他大张着的嘴里，于是他剧烈地咳嗽起来，咳出一地的老痰。
混熟了之后我问张恭博，胖子你不打算减减肥吗。他拍拍肚子，哥身上的肉敦实，让我减肥不如让我偿命。说这话时的张恭博估计想不到，仅仅几个月之后他就开始玩命瘦身了，发誓要扔掉他敦实的肥肉。后来他大概的确成了个瘦子，只是是否值得就要另说。
在保安亭坐着的日子是我最无所事事的时光之一，这毕竟不是我的工作，我也从不觉得在何师傅烧烤端十几年盘子会成为我的归宿。不过去做什么成为我无法解决的难题，虽然没能从三本毕业，但我梦寐以求的工作仍是那种端着咖啡来来往往于写字楼的生活。走在青岛的马路上我能看见世界的两极，一边是富丽堂皇的摩登楼宇，一边是工地上肤色黝黑的农民工。高考完的那天晚上我以为我将会告别后者的生活，没想到离我而去的可能是前者。每次都是张恭博响亮的大哥好把我从胡思乱想里唤出，看着自己一身廉价的地摊货觉得这样的生活也能过。
随着夏天一步步来到，烧烤店的工作日益繁忙。我于是不常常再去找张恭博了，因为即使是白天都可能有几桌坐着侃大山的食客。倘若没有人坐下，我就须去后厨，帮着老何和他老婆穿签子。在闲聊中我知道了老何的女儿今年大二，在华中师范大学读心理学。提起她的时候俩人都微微笑，我则低了头把青椒插到排骨串上。
红丽偶尔会过来帮忙，我每次都担心那过紧的丝袜绷不住她小象似的腿，但丝袜最终还是没有开裂。她干起活很快，一转我之前认识到的懒洋洋形象。但老何并不让她经常干活，过个十几分钟就紧着她出去休息。老板娘会有点异样地抬一下头，最后也不说什么。红丽只好继续坐在收银台边上盘她的佛珠。
老刘仍然经常来吃饭，天气越来越热他来的也越来越勤，只是带的人已不太多，大多数时候只有一两个。在给他们上菜的时候我隐隐约约听见些残言断句，后来难耐好奇就索性趁空闲在老刘的饭桌边休息。一天天下来我终于明白老刘是搞远洋贸易的，偶尔会得意地告诉同桌的人自己最近又从青岛港发了几条船，送到了巴西还是坦桑尼亚。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神采飞扬，推杯换盏之间，他的眼睛就越来越亮，直到和老何开始嗑瓜子的时候才收敛下来。老何和他聊天的时候往往是深夜乃至凌晨，我只能远远地打量，最后被老板娘吼一嗓子去帮着串肉。
老刘和客人谈话时的激昂在与老何聊天时消去了，剩下的是一杯又一杯的闷酒和絮絮的闲聊，看起来像一对真正的密友，让我不禁开始怀疑这两个中年男人到底认识了多久。后来在停业之前我偷偷向老板娘问了一句，老板娘扣着鼻子告诉我老何这人天生自来熟，老刘和他啥关系也没有。我听完了只感觉索然无味，像是童年时的期待被人一棍子戳破。
我时常觉得红丽对金钱的渴求到了近乎病态的程度，她平时穿着的是台东夜市上打包出售的地摊货，午饭晚饭能省则省，甚至于常常去扒拉客人留下的剩菜。我自知工资没有红丽高，但我也相信自己活着的生活品质比她不只高了一点，纵然都在生命最底下的那一层。她手上的佛珠或许是全身上下最值钱的东西，但她并不信佛，在几次交流之后我确信了这一点。红丽为什么要戴着它曾经长久地困扰着我，直到年末我开始天天拜墙佛，我才感到自己有点理解了她的心境。
父亲在我离家半年之后，终于打来了电话。我当时正在出租屋里和张恭博吃泡面，一听到电话铃骂骂咧咧地掏手机，看见屏幕上的备注把嘴里的碎面喷了一桌子。胖子跳起来就要抽我但被我一把按回去。他问孙子你要干什么，我说你爷爷给我来电话了。这下他也一激灵，瞪着眼看我按下接听键走进厕所还把门反锁了两道。
在沉默了很久之后，父亲先开了口：“你现在在哪？”
“青岛。”
“在做什么？”
“做好伙计呢，穿西装打领带可挣老多钱。”
“放屁，就你老子我还不知道。说实话，刷盘子还是看大门？”
“你就不能盼我点好？”
父亲又安静下来。他的嗓音还是以前那样沙哑，像是锄头划过干裂的土地。我站在马桶边上，盯着一只在水里挣扎的小飞虫发呆，在看着它挣扎了半天之后，伸手按了冲水键。在劣质马桶巨大的噪音声里，我听到了父亲接下来的话。
“你爱刷盘子就刷，没钱了别找我要。”
“谁要你钱了？”
“吕向化你他妈要是真有种，就记着现在说的这句话，一辈子都记着你现在他妈说的这些话。”
我想骂回去，手机里传来的是忙音。马桶上水的声音让我异常烦躁，抬起腿来却突然发现自己和马桶斗气实在可笑。我于是就在马桶圈上坐下，闭上眼睛浮现的全是父亲褶皱纵横的脸。我离家的那天太阳毒辣，父母站在平房的屋檐下面静静地看着我，我不用回头也知道他们一定在那里看着我。这样紧盯着的目光似乎甩不掉，我走了二十多里路还觉得芒刺在背。直到坐上长途汽车的时候，我才感到一点踏实。故乡让我不愿停下，这里处处刻满了苦难的痕迹，我走在养育了几代人的土地上感受到的不是厚重而是挥之不去的痛苦。痛苦的形象最终蔓延到了父亲的身上，我离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无法直视他的双眼，一双农民的但浸满痛苦的双眼。我曾经在烈日下声嘶力竭地质问他，是不是因为自己的痛苦而要把这份痛苦强行加到我身上。他的回答我再也记不清，但那时的汗水已经让我的头发湿透了。
拉开门之后，张恭博已经吃完了泡面，坐在椅子上打游戏。我咀嚼着自己的面条，眼睛止不住在屋子里乱瞟，看到佛像的时候大叫一声，又一次引得张恭博大发雷霆。他问我你小子又抽什么风，我说这佛到底叫什么名字。他呆了几秒说你真牛，我不理他掏出自己的手机。
百度识图没能查出来这尊天天看着我们吃饭的大佛是谁，我揉了揉头发，盯着慈眉善目的老佛爷出神。老佛爷肚子鼓成一条条，穿着乱七八糟的袈裟，被贴在了墙上。我死死看着那双眯眯着的眼，它就也眯眯着眼瞪我。张恭博凑过来，饶有兴致地看着我对贴纸发呆，直到我一掌拍在他头顶上。
“这佛有名字了。”
“什么？”
“墙佛。”
“你有病吗？”
我不再管张恭博，决定以后就管这尊老佛爷叫墙佛。我想我们的人生里都需要几次离经叛道，我已经做过好几次了，不在乎多冒犯一点。实际上在我起完这个名字之后，我的心脏就莫名地涌动了几下，像是在我脱口而出墙佛两个字的时候被带走了什么。我希望墙佛带走的会是我的厄运，尽管可能只是一厢情愿。
张恭博开始减肥，是在七月中旬，他第一次来何师傅烧烤找我。忙到半夜之后，还是有几桌酒过三巡的客人，我得了空出门透透气，远远就看见胖子巍峨的身影黑沉沉地压过来。张恭博从没来过这里，我把他放在了屋里的台上，掏腰包请了他几根五花。我端着盘子走过来的时候发现他居然没在打游戏，而是把我拦住压低声音问我那女的是谁。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见了收银台边上坐着的红丽。我拍拍他后背说那是我们的收银，他听完之后眼睛里充满了从未有过的坚决。胖子努力地站起来，走了几步后趴到了收银台上。
红丽抬起头来，看了看之后告诉张恭博七号桌的帐我已经帮他结了。但是张恭博摆摆手，用我这辈子听过的他最温柔的语气说，我想认识你。穿着大红色短袖配黑色短裙丝袜的红丽愣在了那里，她的手不自然地握在一起，脸上飞红一片，但我不确定是因害羞而红还是因为张恭博带来的压迫感太强让她难以呼吸。在红丽支吾了半天之后，我终于看不下去把胖子半拖半拽地拉走了。在烧烤店外，一身横肉的张恭博对着他的室友，穿着烧烤店服务服的吕向化，面色狰狞得如同指甲盖里插了竹签。
“你拉我干什么？她就快……她就快答应了！”
“答应个屁！你低头看看能不能瞅到自己脚尖！我都担心你把人家压死！”
“我不就稍微敦实点？”
“你可滚一边去吧，你这熊样别说搭讪女生，路边卖菜的老太太都不一定能加你微信。”
张恭博忽然沉默下来，他肥厚的右手慢慢掐着自己的肚子。我在这一瞬间感觉被塑料布遮着的烧烤摊无比安静，路边飞驰而过的哈雷摩托也没有原先那么喧嚣。在一片寂静里，胖子轻轻地问我，那个女人叫什么名字。我想了想，说我平时都叫她红丽。于是张恭博嘴里念叨着红丽的名字，转身蹒跚着离开。即使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也不知道张恭博为什么会忽然对红丽一见钟情，但我无比确信有什么事情一瞬间改变了。
凌晨两点我回到房子的时候，张恭博还没有睡觉。他坐在椅子上，用惆怅的眼神看着桌子上的一桶桶堆积如山的泡面和泡面后面的墙佛。我还没合上门，他就突然站了起来，还带翻了几桶红烧牛肉面，像是要宣布什么重大事项一样举起双手，狠狠拍在桌子上。他喊，我要减肥。我以为自己听错了，在确认自己的耳朵完好无损之后马上开始笑个不停，但张恭博又用极其认真的语气向我重复了一遍，我要减肥。他的眼里重现了几个小时之前的那份坚决，而我忽然相信这份坚决能让他做成一切事情。
他的绝食从第二天早上开始。我晚上回屋的时候张恭博在自己的床上告诉我，他一天没吃东西。我问那你不得饿死。他虚弱地回答我，他觉得自己现在就快饿死了。然而张恭博终究没有饿死，反而一天比一天精神。在粒米未进的第五天，他吃了一碗泡面，然后继续新一轮的绝食计划。我在上班的时候凑到红丽身边，向她问起前几天来搭讪的胖子。她摇了摇头不回答我，只是把手里的佛珠攥得越来越紧。直到老板娘在里屋叫她帮忙，红丽才急匆匆地跑开。
尽管我曾经无数次看见张恭博在深夜对着冰箱里的生肉虎视眈眈，看见他在床上呲牙咧嘴地压制饥饿，但张恭博自杀式的减肥计划带来的效果仍然是立竿见影的，在八月初的时候，他的体重达到了一百七十斤。到八月中旬，他已经只有一百六十斤上下。据张恭博自己说，去上班的时候管理人员差点以为他做了抽脂手术。在八月十六号的晚上，他宣布自己的减肥胜利结束，而我明白自己再也不能管他叫胖子了。
那天夜里我们出门散步，一直沿着人行道走进了浮山森林公园。浮山的夏夜蚊虫飞舞，我走在土路上能感到自己的衣服噼里啪啦地撞着虫子。张恭博走在我的身后，从绝食的那天开始他的身体就再也回不到从前，他的关节变得易折而敏感，每走两步就要低低地呻吟。爬上大学峰之后，晚风吹着我们的衣衫猎猎作响，粘稠而潮湿的空气反射着现代文明的万家灯火。远处的黄海一片黑暗，星星点点的微光是排队进港的集装箱船。
在我坐下之后张恭博仍然站着，他遥望着地平线上某个看不见的点，我不知道他在看什么，又或者他仅仅是在看自己随风消逝的过去。他抬起自己的右手，径直向前伸过去，不过他所触摸的地方没有绿光，所以想要握住什么终究只是奢望。但张恭博一定要做点事情来昭示自己在天地间的存在，所以他张开了嘴，如同穷尽一生的气力般对着沉睡而清醒的城市呐喊。猿猴般的长啸之后，我和他都沮丧地发现没有一盏灯因我们而亮起，也没有一盏灯因我们而熄灭。我知道自己该回去了。在下山之前，张恭博拽拽我的衣角，告诉我他下个周就去找红丽。
周四的上午我休息，张恭博坚持要在这个时候去找他心仪的女收银员。他穿着刚买的白色短袖，吹了吹自己的寸头，在阳光的朗照下离开出租屋，在走之前还煞有介事地拜了拜墙佛。当我在日后回忆起张恭博此时的模样时，我总是在想，如果我早点知道红丽的真相是不是一切都会不一样，但我永远也不能知道答案了。
张恭博的父母从郑州坐着飞机赶来了青岛，他母亲的脸上泪痕未干，他父亲则面沉如水。我为拎着几只空箱子的他们打开屋门之后，年老的女人看见自己儿子的衣服开始又嚎啕大哭，男人敞开一个个箱子，开始打点张恭博的行囊。我只站在原地，看着属于张恭博的痕迹在这间屋子里一点一点如潮水般退去。我无法想象他两天以前还在和我插科打诨，谈天说地。
结束张恭博短暂而平庸的一生的，是一辆醉驾的路虎。我无从得知为什么上午十点会有喝醉酒的司机，我也无法知道何师傅烧烤门口那条并不宽敞的马路是如何适应了那人飙车的需要。张恭博的眼睛可能已经看到了坐在门口的红丽，但他只来得及抬起一只手就从此远离自己心爱的人。就如同在浮山的那个夜晚一样，他伸出了手，但什么都抓不到。他能触摸到的只有一堵厚重的空气墙，从此阻隔了他和关于红丽的一切。
我没能走进殡仪馆再看一眼我的舍友，他的父母在收拾完东西后把他的租金托管给我，然后一步一挪地拎着他剩下的东西下楼。我透过窗户看见他们上了一辆出租车，七拐八绕地消失在我的视野里。最初的几个小时，我处于一种奇怪的平静里，认认真真给自己炒了一个菜，坐到饭桌边看着夕阳渐落。可就在我看见被泡面掩住的，贴在墙上的墙佛时，忽然意识到张恭博不会再在这间屋子里出现了，不会有人再在椅子上一边打游戏一边和我斗嘴了。眼泪就这么流下来了。
我回到店里上班的时候是一个下午，各处都静悄悄的。当我准备按照惯例到后厨穿肉串的时候，仓库里传来一阵响动。以为那是小偷的我抓起剁肉用的刀，弓着身子猫到门边，推开一条小缝向里看去。然而我看见的不是小偷小摸之徒，是热情似火的老何把头深深扎在红丽的怀里。后者靠在几箱花生油上，左手搂住老何的后背，右手向前伸着，戴着那串佛珠。
那个下午我没有穿肉串，而是进了附近的一家便利店刷了三个小时的视频，直到五点半我才第二次走进何师傅烧烤的正门。老何见到我发了一通脾气，说下次再迟到这么久就解聘。我低头诺诺着进了后厨，老板娘埋怨了两句今天怎么来的这么晚。她的头发汗津津地从左边垂下，岁月在她的脸上割出一道道痕迹，我忽然有了一种冲动，特别想告诉她我下午看见了什么。但在我就要开口的时候，我的脑海里浮现了张恭博伸出右手试图捉住什么的样子，于是我闭上了嘴。
红丽在整个晚上皱着眉头，坐在收银台边上寡言少语地结账，直到老何又一次送走了老刘，我又一次清理掉饭桌上的残羹剩饭，老板娘又一次开始和老何一起备菜，她才犹豫地走向我，表示想和我聊聊。我的脑子里当时只剩下了两块，一块是作势欲握的张恭博，一块是兴奋不已的何文革。红丽拉着我在一张饭桌边坐定，茫然地看着我，在清澈的水流声里对我开口：
“我是鲁南人，高中辍学之后在山东四处打工，我先去了潍坊，然后是临沂、济南，最后来了青岛。我来青岛的时候身无分文，换了四家工作，最后来这里做收银。我娘得了软骨病，在床上起不来，我爹在我出生之前就跑了，所以现在是我的弟弟照顾着我娘。家里的亲戚都不宽裕，他们已经很照顾我们一家，我不能再要求什么，所以我每个月打回去三千块钱，弟弟管我叫‘我的超人’。
“老何最开始的时候让我做跑堂，老板娘因为我实在粗手粗脚，差点把我辞退。我给她看了我娘的照片之后她再也不提这件事，让我干了收银。有次几个酒鬼喝大了要来摸我，还是老何帮我拦下来的。他们的女儿在湖北读书，我觉得他们把我当成了亲女儿来养。我欠老何夫妻俩的这辈子都还不清，如果不是我娘还在床上躺着，我无论如何也会在这里留下。”
“那你要走了吗？”我看着她的眼睛，可她不敢直视我，把眼神死死钉在桌子的木斑上。
“不，对，不，我不走……我不会走。”她好像被吓到了，浑身一个激灵，右手捏着自己那串佛珠盘个不停，“我告诉你这些是……因为希望有人能记住我。”
她还和我讲了很多，关于她的童年和她的学业，从辍学讲到打工，从济南讲到青岛。我盘算了一晚上要告诉她张恭博的事情，但我终究没能开口。在临下班的时候，她凄然地看着我，反复地念叨着自己不会走。她平凡而朴素的脸此时显得更加平凡，长着不少雀斑和红痘。
尽管红丽一遍又一遍地向我保证自己会留在何师傅烧烤，但我从此再也没看见过她。当我向老何问起红丽的去向时，他也一脸茫然。我仔细地看着他的那双小眼睛，除了紧张和不解之外别无他物。最终也没有人知道红丽去了哪里，也许她回到了自己鲁南的故乡。看见了自己床上的老母，以及走过来叫她超人的弟弟。她和老何在一起的样子一次又一次被我仔细地回忆，那次夜谈时的样子也被我反复思索，她的眼被巨大的失落罩住了，看不见除了失落之外的事物，或者说其他的一切情感都被掩藏在失落之下了。
九月在一片苍茫里过去，较之过于酷烈的夏日，秋天在我的记忆里一闪而过。失去了张恭博的出租屋空旷地像一座荒坟，房东说他在过年之前不会再找别的租客，我一个人负起了房租。烧烤店的生意一天又一天地冷淡下去，老何说我们在慢慢进入淡季，这样的日子每年都会有。第一个淡季让我感到自己正在慢性死亡，没有了忙碌的工作让我什么都不想。一旦我闲下来，张恭博和红丽的影子就在我眼前晃来晃去。
老刘喜气洋洋地在霜降的晚上独自来喝酒，拍着胸膛告诉老何自己最近又发了几条船去远洋，我在一边收拾完桌子想坐到吧台边，才发现新的收银员已经下班了。实际上现在早就过了下班的时间，老何也从来没有要求过我们等着他与老刘的饭局结束。但以前红丽总是会坐在那里等着一切过去。我看着空荡荡的结账台上，只有那些招财猫和弥勒佛依旧。这里曾经坐过一个女人。
老板娘对老何感情很好，但日久天长的夫妻总是会斗嘴吵架。他们之间最激烈的一次争吵发生在刚入冬的时候，一个店面前门可罗雀的下午。我走进铺子的时候，老板娘披头散发地坐在桌子上泪如雨下，五十多岁的身体抽动得像是刚步入青春期的小姑娘。另一边的是老何，他站在后厨的门口脸色铁青，矮小的身体绷得像拉直的弓。他们都看见了我走进来，老何别过脸去生闷气，老板娘勉强让我先去穿串。我走进后厨的时候他们俩还像大理石雕塑一样岿然不动。
“何文革！你说话啊！钱呢！”
老板娘突然大喊起来，我僵了僵身子，还是决定装作没听见，继续穿我的肉串。这感觉像极了十几年前，每当父母吵架我就把自己关在屋里当作不知道，同样的感觉让我恍如隔世。
“会回来的……过几个月，还能多百分之五的收益……”
“我不要收益！我要我的钱！”
“会回来的……”
何文革的回答和他的脸色毫不相符，苍白得如同死刑犯的自辩。他们的声音慢慢小了下去，直到我朦朦胧胧地再也听不真切。那天夜里只有三三两两的客人，老板娘早早走了，老何烤串的时候嘴里一直念叨着“会回来的”，把糖当成了孜然洒在肉筋上。时至今日我仍然不知道老何到底拿了什么钱，做了什么事，但老板娘从那天起就很少再到店面里来，只有老何一个人操持着一切。
老何开始经常打电话，在电话里说的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叫“提款”。腊月二十七的上午，他在连续打了三个电话之后让我看好店，自己拎着包出了门。我在收银台上从白天等到晚上，有客人进来我就告诉他们本店处于歇业状态，新收银员见状也写了个假条走人。直到晚上九点，老何才一脸憔悴地回来，告诉我可以下班了。两天之后，他拉上了卷帘门宣布自己要回老家过年，而我在入职时他就告诉我本店春节正常营业。然而我一直认为，不管老何经历了什么，在二零一九年的腊月回家过年是他做过最正确的决定之一，因为当时的武汉刚刚报告不明原因肺炎，等到不久之后，不明原因肺炎有了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叫新冠肺炎。那时候就算他想回家，也回不去了。
在老何拉下卷帘门的那一刻，我突然感到自己和这家烧烤店大半年以来建立的精神联系在冥冥中断了。我看见他矮小的，裹着厚厚的羽绒服的身影在寒风里一路远去，一瘸一拐，拖着大包小包。我有了一种不详的猜测，他一定不会再回来了。而他真的就再没有回来，过完年老何把工资转给我，又打了个电话说可以换份工作。他的声音透着一股前所未有的疲惫，即使夏天最忙的时候他也没有这么的疲惫，挂了电话之后，我明白自己和何师傅烧烤的最后一点缘分结束了。
房东很大方地给我缓了几个月的房租，让我在封城期间不至于无家可归。青岛解封的那一天，我在清冷的大街上不停地走，从台东走到五四广场再走到栈桥。到处都是歇业的饭店和关门的酒吧，每一家店的背后都至少有着一个像我一样的无业游民。当我走到何师傅烧烤的时候，有个声音在背后叫住了我。
“是小吕吗？”
我回过头，看见了老刘的脸。几个月没见，他已经迅速地消瘦下来，以至于我第一眼甚至没认出来。他穿着一件普通的长袖上衣，脚上穿着双星的运动鞋，眼神飘忽地看着我。
“刘哥好，是我。”
“你知道老何什么时候回来吗？”他指了指紧锁的大门。
“可能……不会再回来了。”
“不会再回来了？”
“可能……”
“怎么不回来了呢？为什么不回来了呢？他为什么不回来了呢？”
老刘似乎一下子变得急切起来，这时候的他看起来已经不像几个月前那个意气风发不断地炫耀自己远洋贸易行情的男人了。他不自觉地往前走了两步，似乎意识到有失体面，又往后退了退。用认真的语气又问了我一遍：
“他为什么不回来了？”
我诚实地说我也不知道。老刘又反复确认了几次之后长叹一声，沿着小路走了，我隐约觉得他的背影比我的背影还要萧索。风把他的衣服吹起来，紧紧贴在身上，我又一次发现他比之前瘦多了。
我不是没想过找新工作，但我遍寻了青岛市也没能找到一个收高中学历的地方。在银行卡里还剩三百五十元的那天，我意识到自己必须走了。父亲打来了电话，让我快点滚回家来。我拒绝了他。挂断电话的时候我无比地畅快，甚至比我第一次逃出故乡的时候还要畅快，我终于感到自己可以完完全全地支配自己的人生了。就算我清楚地知道，未来除了穷困潦倒就是困苦不堪，一眼就能看到死，但仍然是我自己的人生。
深夜，我把出租屋里最后一点属于自己的东西打好包之后，一切都空荡荡的。我又看见了餐桌边上贴着的墙佛，大半年过去了它没有一点变化。大概我给它起名的那天晚上墙佛带走的不是我的厄运，而是我生命里其他的所有。在拜佛的时候我想到，墙佛有可能只是一幅信笔涂鸦，只是我们这些人太需要什么来寄托自己的虔诚，所以错把它当成了神圣。可是我们别无选择。
我走到窗边，发现天空一片漆黑，像极了一年前我刚来到青岛的那个晚上，乌黑的苍穹上看不到一颗闪烁着的星辰。在凝视着夜空的时间里，我蓦然感受到了一股无法抵抗的悲伤，是我来青岛这一年见到的所有人共同组成了这股悲伤。这悲伤让我又一次泪流满面，抽噎得喘不上气。但我知道这将是我人生最后一次流泪，我自此以后再也不会哭泣了，青岛已经埋葬了我所有的泪水。
墙佛沉默不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