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囚
我到现在都还能背出那则通讯。二零二四年，山城。当看到它的时候，我心底便隐约有什么在晃荡，我起身开窗，站点外两江洪流的轰鸣滔滔作响。之后我离开、世界各地满处跑、再回来，涛声依旧。如今我发现，或许那声音是某种预启。
紧急动员命令
致情报局所有人员：
立即启动所有潜伏于敌对势力的特工、间谍和暗哨（对象范围详见附录）并开展对应的渗透破坏任务；调动局内现有的一切能运作的机动力量和资源，务必保证情报搜集汇总的24小时不间断运作；立即控制基金会内部已确认的敌对间谍，他们已经失去利用价值了。
是的，如你们所见，帷幕已经无路可退，战争避无可避。
—— 监督者议会
附录：
对相关组织的威胁评估指数和优先任务目标
SCP基金会和全球超自然联盟的双向共享情报协议
后来我总是忍不住回想起接到消息的那一刻，那是我们真正辉煌的时代。我们的实力在那时达到了顶点，一切都瞒不过我们的眼睛。我们是基金会双手的延伸。是这庞然大物所织出来的繁密之网。如今我们知道，顶点过后就是衰败，因为我现在是个死刑犯。在此之前，我是基金会最好用的工钳之一。
我主要是干指挥的。下属遇到些刺头时，一般就要麻烦我来审讯和获取情报；不过“麻烦”一词其实有些言之过重，实际上我感觉自己在做这些时要比指挥还得心应手。指挥太抽象了，跟下棋一样；审讯就不同了：早在孩提时我就很喜欢手工课，剪纸啦对折啦容易失误，偶尔会气馁，但总想着再来再来，看着自己亲手做出来的东西，那种成就感。在棋班输了我只会恼火，要复盘棋局，还要装着心如止水的模样让自己的屁股在板凳上落地生根而不是一脚踹开，以免被父亲呵斥棋风不正。
“看看你一副什么鬼样！就会整些歪门邪路。”
我们的常规手段主要还是以传统办法为主。基金会现有的记忆工程技术依旧粗糙，随便翻几下人就快不行了，平均水平的话每试一次都要等一个半个月，因人而异或许更久，情报也有些模糊。如果面对的是部门人员，情报更难信任。他们都有这方面的特训。获取情报讲求的是效率和精确的平衡，切忌随便把人整死了。许多同事要么就是用力过猛，要么就是毫无作用。我当时面对越来越频繁的请求帮助，想着以后局里该怎么办，却没想到没有以后了。
抓到的人里有相当一部分对疼痛耐受度很高，甚至痴迷。不过受虐癖追求的到底也还是快感，所以对付他们也很简单，一是施加给他们的痛觉超过阈值，二是朝他们的相反方向走。我之前对付过一个欲肉教的，那帮随时能把生殖器和嘴巴对调的家伙对戕害肉体什么的早就习以为常，局里的孩子们自以为的各种手段在他和在我看来都无关痛痒。说实话，我真搞不懂怎么还会有人把自己搞吐的。
我叫人把隔壁那个同样嘴硬的破碎之神教会的俘虏押了过来。确实是硬嘴。我拍了拍那个铁块的下半张脸说道。那个欲肉教的忍不住笑了。我也笑了，说，我来给你们俩上节手工课吧。于是我招呼几个人把他俩按住，我蹲下来，用焊枪画虚线，然后沿着线耐心地锯下一块肢体，是左臂。欸，不痛。我心里哼着，他们俩也这么说着：“不痛。”我朝他们笑笑，没说话。
之前上大学的时候，我随便去听了节中国当代小说十家讲读的课。我记得那天晚上好像是在讲韩少功吧，说看谁的拳头大、觉得谁能赢于是从这边跑到那边，这不叫背叛；如果是受不了拷打把情报全都抖落出来但心中依旧坚守着信仰，这才叫真的背叛。因为前者从来就没信过。当我要把他们各自的左臂慢慢缝在对方身上时，他们终于开始像条蛆一样在我面前扭动起来。我没理会，一直缝了差不多一个半小时才开始停下来听他们的供认，那时他们已经有一半的躯体在对方身上了。
那个喜欢玩阴茎的先开口了，把我们想要的新欲肉人员情报说了出来。我不可置否，转向另一个。那家伙剩下的一半机械喘着热气，也说了。我耸耸肩，开始打算把他们两个身体直接连起来，直到这两人崩溃着说出来剩下的东西，求着给个安乐死。这时我感觉到这两人没有撒谎，便收手了。我总是能判断出对方有没有藏东西，这是天赋。后来我遇到过几个让我琢磨不透的家伙，这让我多少感到有些挫败。虽然我已经记不清他们的脸了。
我抬颌示意其他人处理一下，然后起身出去透气。我望着在二零二五年第一轮朝阳下的异国他乡，身上满是血污和油渍。我当时在想什么来着，我在想那晚山城的指挥，接下来该部署的各种行动，部门的繁荣，以及我们的胜利；现在我在山城，在想那些我经手人和事，身上带着镣铐。
我不是施虐狂，我只在乎要的东西，很可惜大部分人都认不清这点。因此当被扣上了反人类罪时，我无比诧异。我开始思考，如果一个东西主观上不认为自己是人类，客观上和正常人类也大相径庭，那这罪名是否还成立。那是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我站在被告席上，午后光影射进来像一堵棱角分明的墙。我想提出个更换罪名的申请来证明法律的严谨和我没有背叛时，看到了陪审团上有五成的人义愤填膺，四成的人的欢呼雀跃，还有一成的人昏昏欲睡，我知道什么也不会变了。于是我便是认罪的了。法槌落下的时候，我听到有人咳嗽了一声，张望了一圈，不知是谁发出的。
O5-1也来了。我看向他，他不知道在看哪。在此之前已经有几十位同僚被他同意送上审判台，就像签一份稀松日常的文件。翻页。我临走前路过他身边，我敲敲他的桌子，他抬头，我向他眨了眨眼，然后就被带走了。
我被押回了山城，无所事事地等待最终的判决。可能是最初的狂热已经过去了，所以那纸宣告来得格外的漫长，对我的管制也格外的松。我隔壁是个AWCY的，他自称老李，说是战争前因为过失杀人被逮捕了。战争爆发后狱卒也没有更多精力去管他们这些人，又担心拉他们当炮灰容易出乱子，于是还安安稳稳的。接着老李问，伙计你之前是干什么的。我说，我以前是抓你们的。老李说，那你怎么进来的。我说，因为战争结束了，世界和平了。老李笑了，于是我们就偶尔会聊会天。
在这半年的等待里，我常常感到不知所措，于是只好时而出去散步。这时就会有一个象征性的安保跟我一同出去，虽然我们俩都知道脖子上的镣铐足以让我在做出出格举动前当场死亡。据说是能精准炸穿大动脉而不会影响旁边任何一人，而那被炸穿的人只能倒在血泊里发出如漏风的嚯嚯声。我时不时就会想着一些这样的画面，比如背靠的墙突然塌了然后我从十八楼的高度摔下来；或者一辆车从面前驶过时轮胎把我的脚趾头给压碎了。不知为何，想象出来的失重感和痛觉都很真实，虽然只有一瞬。
走在山城的感觉是什么也没变，比如当我站在山城图书馆前那栋熟悉的木质大门时。不过后来我听说欧怀水死了。我觉得很遗憾，但也不好说什么，毕竟负责进攻他庇佑的那些山城异常社群的指挥是我，而那些烟终究还是散了。老李则对基金会给予我的特殊待遇颇为羡慕，经常央求我出去时带点小酒回来。我当然没同意。
昨天我终于收到了判决书，死刑定在一个月后。我在牢房里听着玻璃钢外西装革履的家伙吐字清晰地说完后又叮嘱我临近刑期尽量少出去，感觉这半年来心中的潮起潮落终于安定。当天我给已经有四年没联系的母亲写了封长信，出门买了副棋摆在父亲墓前自己下了会，临走前，我对墓碑说了句爸你说的对。晚上回来时我点了顿曾经在站点食堂经常吃的套餐，感觉到无比的踏实，以至于躺回监狱床上听到熟悉的涛声时，我近乎哽咽。
老李问，今天这么奢侈？我说，我这是在送行。他说，给谁的？我说，给我的部门，他今天毁灭了。
间谍
曝光战争期间，人人自危，我被指控通敌，便关押了起来日夜审讯。监狱里没有时间观念，等到重新出来见到真正的阳光，才发现已经过去了一年半，这时部门已经没了，于是我也离开了基金会。
Marshall，Carter和Dark的雇员架构过于精简，这么多年来我也只是在贸易链一个不上不下的位置里徘徊，伪装成一个掮客，倒也还如鱼得水。战争发展到快中期，MC&D显然也有些慌了手脚，到处找补试图稳定局势，但还尚且没有直接介入战争。我听说他们一直尝试调停帷幕内各组织，但没人愿意收手，战争的发起方——基金会和GOC更是没有理会。直到战争白热化前夕，纽约，我和MC&D的其中一位雇员碰上面，她想出手一件小型门径装置。临走前，她朝我嫣然一笑，说，看在我们也是老主顾的面上提醒一下，小心点，如果你不想破产的话，女士。说完她撑开Brigg雨伞，头也不回地走进纽约的夜雨消失不见，像融化在了霓虹里。
这句话让我想起了最近市场的隐隐迹象。所有人都被战争的风暴裹挟，以至于没人注意到水面涟漪下被巧妙掩盖住的暗潮涌动。我连忙把这则情报传给我的接头上司，然而还是晚了。第二天，战争进入了白热化。
各个组织内被MC&D掌控的棋子全都像是被按下开关一样倾巢而动，资金流大幅变动。与此同时，MC&D把能抛售的异常商品、股票都抛售了，随后就像深得破碎之神教会圣典真传一样，如同麦卡恩般破碎逃散到各地了。局势一下混乱不堪，谁也不清楚战争接下来的走向，也不清楚战争什么时候会结束。
上面的人震怒，掀起了一阵肃清行动。一波又一波的人被送了进去，我很不幸，于是也被抓了进去。为什么说不幸呢，因为我没被告知任何理由就被强制带走了。基金会的信息封闭做得很好，上面通知我遣返，回来的那刻就被部门的人扣下，当时的我一无所知，后来我才知道，我的接头人早已是MC&D的一员了。于是我想起了那个女人临走前那神秘的笑意，那人的身影便愈发的不可捉摸起来了。
我心中没有什么拯救世界保卫人类文明，或者是基金会引以为傲的使命宣言那种伟大的想法。这对我来说只是一份任务和职责，我要做的就是好好完成；而我又只是恰好在基金会里工作，仅此而已，就像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上刑场就是最后一项任务一样。于是我把我知道的都说了。
显然这些话对于部门的人来说没有任何帮助。
我不能记住审讯我的家伙的样子了，或许是个男的，因为他在每次刑讯逼供前的抚摸都让我想起了我的爸爸，手掌一样的温柔干燥。他是个狠角色，好像是个中国人，早在他来之前我就听说过他的事迹，一个华尔街的新欲肉和苦修的的机神教信徒在他手里没撑过一个晚上。第一次和他相遇时我被蒙上了眼睛，他的步伐很稳定，但有些疲倦。于是我把我听到的答案跟他说。他轻笑着称赞我的敏锐。然后我说，所以我为什么被抓进来。他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你和MC&D有紧密的联系。我说，很显然，我的任务就是调查MC&D。他说，你很清楚我们什么意思。
我清楚他认为我被MC&D收买了，或者我本来就是MC&D的间谍。但我不能这么说。
见我没有理会，他自顾自地继续说，你知道吗，像你们这样的外勤骨干是最精通间谍和反间谍工作的。
我接着说，所以？
再之后的记忆就是支离破碎的了。我猜测是频繁吃下记忆增减药的副作用，在那以后我每每尝到尼古丁的清凉味道就会想起咽下药片的感觉。于是我只好转向酗酒才能在夜里入睡。我因被鉴定为失去了工作能力而被基金会礼貌辞退，拿到了一笔足以活够下半辈子的补偿金。实际上帷幕揭开完毕后，基金会也不需要情报局这样的部门了。我没有去找心理医生，我不太愿意尝试回忆起那段回忆。每当别人想要采访并了解发生在我身上的秘辛时，我都会感觉到一股难以诉诸于口的感觉，这让我总是忍不住想像个小姑娘一样嚎啕大哭，尤其是别人在看到我这幅模样后露出一副心疼而又理解的表情时。那一刻我有种想大叫着朝他们袒胸露乳然后一一展示我裸露躯干上的各种伤疤再看着他们满脸尴尬的冲动。
一开始我不能明白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后来我因为无所事事，于是便尝试再找一份安保教练或是保镖的工作。直到面试时，我感觉自己他妈的像个商品一样被摆在桌前任人用各种眼光评鉴挑选，把内心深处的私密剖开给这群人看，和他们谈论他们根本不懂的的个人见解，结束后装作若无其事地落荒而逃。我像在他们眼中裸奔，然后询问我美吗。操他们的妈，我是前情报局人员，我他妈的实操经验比那个眼镜男和他女人滚床单的次数还丰富。因为我只用瞄几眼就能看懂那个眼镜男在每问我一个问题后就要去转动一下左手无名指上的戒指。我一边在床上辗转复盘一边憎恨他们的诘问不解和自己的失败，又卑微地渴望他们能录用（理解）自己。操操操，快录我啊，求你了，求你们录我吧，这样我就能选择忘记那些恶心的问答了。
后来我发觉，那是某种耻辱感。
于是第二天我去了同样的地方把他们全部臭骂一顿扬长而去，之后就是一阵漫长的空虚，和我现在被审讯搞坏的脑子一样，一无所有，一事无成。
另外一群人试图从我的大脑里找到一些揭露情报局的秘密，听我声泪俱下地陈述他们的暴行。他们注定一无所获。我的脑子在药片、殴打和酒精的浸泡下已经成一团糨糊了。临走前，他们对我说可以去山城看看，曾经那里是异常社群和门径最活跃的地方，现在变成了纪念受害者的碑林。我则说道，另一个半球还是太远了，以及我没有资格代表部里的人赎罪。他们则惊讶地看着我，说，不，我是指你才是受害者。那时我才知道有什么东西在我心底彻底流失了。
一天晚上，我在一间酒吧试图买醉，那时我透过酒杯看到她如那天潮湿地离去一般潮湿地向我走来，她的下半身浸泡在琥珀色的威士忌里，上半身则被玻璃的折射拦腰斩断。我一时分不清这是否是幻觉，直到那个女人把湿漉漉的雨伞放在一旁，坐在我身边的座位。她说，好久不见。我从时代广场的荧幕知道她现在已经是个合法公民，家资丰厚，受人崇敬。现在那里又重建了一部分，其他地方则变成了各大组织的公关和新闻发布会。我点头。我说，指不定再过几年我就记不住其他事情了，包括你，现在我的大脑就像奶酪一样软得千疮百孔。另外一提，别抽烟，不然我会把你上报给基金会。她愉悦地大笑着，把烟卷塞回盒中。于是我们开始从工作讲到战争讲到我现在的处境，彻夜畅谈。
我们喝到过了零点，店铺已经要打烊了。她说她喝醉了，给了我一个地址。我说，我不是的士司机。她没说话，只是把手搭在了我的肩上。我叹了口气，扛着她走出店门。外面已经停雨了。我把她放在副驾驶上，点火，开车。她突然说想吹吹风，于是我把车窗打开。她手肘倚在窗沿，夜风清凉。她说，你的今后打算怎么办？我说，看今后它怎么说。她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她扭头看向我的眼睛，说，或许你该试着换个环境。说这话的时候，我没有回应，只看看着前方，车窗外的夜空上，一道沉默的飞机尾灯拖曳着闪亮渐行渐远。
到了之后我把她安放在床上。是个大公寓，很干净，隔音却不太好，位置也偏僻。她说战争前习惯了，比较安全。接着她又说，改天带你去看别的。我没理会，只是说，当初你临走前和我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城轨划过铁路的轰隆声从另外一头响起，那是通向机场的线路。她好像没听到，四肢软软地摊在床上，笑着看我，说，不留下来吗。我说，操你妈的。然后我头也不回的走了。
特工
我晚上经常失眠，到现在我也分不清是出于生物钟的习惯还是创伤后应激障碍了。战后我戒了烟，开始了昼伏夜出的生活。我会在清晨的第一缕曙光出来后入睡，然后在傍晚醒来时看着太阳开始西沉后刷牙洗脸。干完这些，我要撑着洗手台缓很久让耳鸣和眩光逐渐平息，等到心跳终于稳定，落日余烬已经铺满了江心。
以前占据我们相当大一部分的工作是搜寻追踪那些还未被收容的异常。战争开始后，有关异常本身的工作基本被全部叫停，全员转向战场。说来也奇怪，战争期间异常出现的频率大幅降低，几乎没有需要我们操心的。虽然这可能是个巧合，但也还是成为了我噩梦中的一个常客。
我现在的工作是个闲职，主要就是陪一些我曾经的同事出门走走，顺便看住他们。基金会对囚犯生前的人道关怀出乎意料的好，至少在很多时候，他们还能做自己。部门解散后，局里的员工无非三种结局：进监狱；退休走人；工作能力在现在的曝光时代还有用的，留下来整合到其他职能部门。
我已经出不了外勤了。战争中频繁无限制地催动奇术对我的身体消耗很大，尤其是在山城这个湿气云绕的两江环绕之地，每逢阴雨，我的旧伤就隐隐作痛起来，像是从骨头长出皮肉外。天气一连好几天如此的时候，我只好吃几片止痛药才能方便入睡。
假期归来，站里有人兴奋地讨论越来越多新建的枢纽城市，我发现自己似乎插不上嘴，只好旁边路过时淡淡一笑时，我发现自己不管怎样都还曾是情报局的一员。我从未如此清晰地发觉自己曾在情报局的身份。啊，你原来是情报局的吧，哦，没事没事，问问。那种温暖的问候让我回忆起了第一次坐在新鲜血泊上时，那种温暖透过布料浸湿了我的大臀，像是坐上晒了一天的自行车皮座，或是小时候过年时被家里大人一把搂过抱着安放在熟透的大腿上。这让我想起了第一次尝试电动马桶的感觉。因此后来每当我坐在电动马桶，我都会想起自己瘫坐在血泊里的时候，四周一片狼藉。这时我肚子里的东西便会排山倒海地喷泻到站点配备的电动马桶里，让我感到难以言喻的羞耻和空虚。
但无论如何，我想我也离开不了这里。我想我是过早地衰老了，以至于失去了太多的鲁莽和勇气，不敢踏出熟悉的地方半步。于是基金会给我分配了这么个任务，有时候，我感觉自己和他们是一体的。实际上，我们曾经也确实如此，没理由现在就不同了。
今天我被分配到了另外一个同事，以前没见过，可能以前是什么身居高位的吧，只知道他最近一个月就要上刑场了。听上一个带的人说他比较寡言，我觉得很好。我不太喜欢过多的交流，语言有时候是种累赘。走路的顿挫、时而的驻足、细微的呼吸，这些足够真实。我喜欢在与他们同行中捕捉他们沉默的情绪。
其实更重要的原因是，或许某些话撩开了就收不住了。而我会难以遏止地想起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
战争前夕，站里和各大分部的气氛就已经隐隐有些沉闷了；但大部分人在战争真正爆发前都不知道什么情况，只是感觉天边的乌云压得太低了，快要压到心眼里。
一切的一切开始前，我在值夜班。当接到进攻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的命令的时候，我刚好在听惘闻的《奥林匹克广场》，嘴里啃着仅存的最后一个苹果，那时耳机里正放到三分二十三秒的小号部分，三十分钟以后，同样慨亢的旋律将在山城巷道各处的广播上回响。已经全副武装赶向任务地点的我持枪抬头，导弹的烈焰轨迹如烟花般在华灯之上呼啸而过，划破冷空，精准命中了受到这模因影响的混沌分裂者阵地。
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是个易守难攻的据点，面积大、建筑高、弧形构造、攻击窗口多，许多反基金会分子就堆扎在这里。在大部队带着重火力和超视距武器赶到前，我们已经僵持了快两个小时而久攻不下。
虽然我也是一名奇术师，但碰上对面的狙击手就像是低年级孩子里混进了一个中学生。我看着身边的队友隔着奥体路五百多米的距离与一栋楼的厚度被那位奇术师施加的威力一个个狙杀，之前颇为有效的模因武器对他来说似乎毫无影响，我顺着弹道费力施加给他的临时标记也久久得不到有效的火力支援。在此之前我们已经在天台被杀完了两个观察手，带来的无人机群和附近的广播也被冷静的点射给摧毁。
不知何时，那恐怖的穿透声暂时消失了。我靠着墙，说，攻击好像停止了。或许那仙人板板短时间运作负荷太大了，在休息。我身边那人这时喘着粗气说，好想家啊。他看起来比我还年轻些，颤颤缩缩地想从口袋里抽出一根烟，想递给我一根，哥们，你想家吗？我摇了摇头，然后又点了点头。其实我已经累得不想说话了。
我是城里长大的，逢年过节时家里人就会把我打回乡下老家住一段时间。我通常会睡到快十二点的时候在被晒得有股阳光味的被子里汗淋淋地醒来，马虎扒完几口饭后便泥牛入海似的跑进田里。夏天时这里是片绿秧秧的水稻田，现在只剩下半软的褐色泥土，不留神脚就陷了大半。四野无人，于是我们便在这上面互相扔起了泥球。
那天下午一块力道凶猛的泥团挥洒着正中我尚且稚嫩的右半张脸，我的手里还握着没有完全成型的泥球，脸上火辣辣之后被冰凉的湿泥盖下。我不知道自己现在是怎样的一副样子，只是深深抽动鼻子。其实那是将要嚎啕大哭的前兆。我闻着脸颊上挥之不去的模糊腥气，感到泥巴被夺眶而出的泪水拽得更沉了。不远处，我的同伴连忙在如血残阳下向我奔来，打算宽慰我这个娇气的城市孩子，我的视线跨越颤动的空气和轰鸣的黄昏，站在那人面前，看着他被大口径武器擦肩而过的下颌彻底消失成一团血雾，脸上和手里捏着的香烟溅满了血点。浓烈的血气扑面而来。于是我终于看清了自己幼时的样子。
眼前的颜色褪去，天空挂着半轮明月。那一刻我好像几乎听到那人拉动枪栓退出弹壳的清脆声响，尸体应声倒地。
我痛苦地越出掩体，在他转移位置之前又一次打上了奇术标记。我从未见过有人能背着一把栓动式狙击步枪和精准射手步枪的同时还能跑这么快，那道标记几乎化成了一颗流星。直到那时我军的炮火赶到，我望着半空的流火向那流星奔袭，正正撞上了那颗在黑暗中透亮无比的星芒。远处墙体倒塌，烟尘四起，爆炸的轰鸣让我几欲作呕。这时我才发现降噪耳机不知何时已经摔落在地，边缘磕破了一角。
但一切都结束了。我把耳机扔到一旁。至少是此时此刻发生在此地的战斗。
我切了主频道。无线电传来了被占号的嘈杂音，无法回应。我第一次脱力瘫坐在血泊之中，掏出手机，把那首《奥林匹克广场》换了下来。在《Welcome to Utopia》提琴弓弦拉动电吉他的持续振动中，我看向窗外的山城，到处都是炮火和泪花的闪烁。
我按下按钮，对着没人收听的对讲机，说，阵亡一人，完毕。
那夜我二十七岁，不知道以后会面对多少如鲜血般温暖的试探。今年我二十九岁，过了今晚十二点，就三十了。
局长
我是看着部门怎么开始毁灭的。O5-1站在我的身旁，我们在台下，亲眼目睹了第一批被处决的人。
那时我想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谁也不清楚他在即将处刑前听到赦免的消息后心中经历了什么，我只知道他们的结局已经注定。那个人站在刑场前抬头，好像在凝视澄澈天穹和教堂圆顶反射太阳光的金碧辉煌；实际上天上只有一道淡淡的飞机云，尾迹颤颤的，已经快要散去了。我舌头发干，也不管周围站着多少人了，连忙点上根烟。下一个枪决的就是他。我望见他的眼神在烟气后无比宁静。烟色发青。头抬得久了，我忍不住挪动身子，把头放下，然后我听到身后的人说，他也许是在心虚。
我不知道那人是在说谁，但那一刻我突然很想回头揪住她的衣领把她拽离地球。但考虑到我也许真的没有这个资格评判她的憎恨和她那是否真实存在的苦难，于是我只好绷紧斜方肌撑平黑色风衣背后的褶皱。那样子想必相当不堪。我努力让自己的肌肉一点点放松下来，不让人看出什么异常。直到肩膀恢复原状，我才发觉自己后背的布料已经湿透了，紧紧贴着皮肤。我突然想到部门自从基金会诞生以来便一同建立护卫着它的安全，一百多年的岁月在办公室墙上挂着的一张又一张的照片里更迭，现在到我手里，它即将毁于一旦。我仰头长长吐出一口烟圈，慢慢悠悠。
总之，远处一阵掠鸟惊起。枪响了。
结束后，O5-1对我说，你刚刚的样子像黄石。我不清楚他指的是哪个，也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因此我沉默不语。那天正午的阳光流金铄石，我的汗顺着脊背的沟壑弯弯曲曲流向大地，就像地上那些缓缓流淌的血液，闪耀着天上刺眼的亮色；以至于我眼前都是蒙眬晃动的光，没有看见倒地的最后一刻。这时我往脸上一抹，手心全是黏腻的汗。对。汗。
我在眉骨位置摸到了一片湿润的毛发，像海草一样。我想起镜子里的自己左眉毛温婉柔顺，右眉毛凌厉锋锐。他们都说我遇事优柔寡断，事实也确实如此。
周围的人群逐渐井然有序地散去了。
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在战争开始没多久后就从局长的位置滚下来了，干回了情报分析的老本行。我不够强硬，也不够狠辣。我记得中国有句古话叫什么，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并没有被冠以血腥反人道机构的头号首领而上处刑台，换来了部门的毁灭。我想起了自己从情报分析员一步步干上来的时候，那时每天都要对着各种信息写各种报告，但总能在路过别的部门时顺走几包上好茶包。可惜当上局长后就干不了了。战争不能。当然现在也是。
有时我在想，如果那时我还是局长，会不会一切都有所不同。后来我又否定了这个念头。一匹要冲向悬崖的马，无论是温顺还是高亢的骑手都无法掌控它。这个时代已经不再需要情报局了，已经不再需要费尽心思对敌对组织搞各种侦察渗透破坏了。基金会和GOC赢了，人类将会在一个帷幕曝光的新时代重新蹒跚学步，认识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直至再次长大成人。而那时人类是会长出翅膀还是变成畸形，一切都与情报局无关。
没人会在注射完疫苗后还抱着针管爱不释手。新的联合政府需要稳定新的局势。
这就是我们的命运，而我能做的只是向某人私下求情。一个现在什么也不是的半老之人所能干的也就只剩这些了。
我想起那时山城在战后爆发的各种纪念和抗议活动，情报局的标志被打上大大的红叉悬挂在队伍正前方，而我刚刚抱着纸箱离开曾经是情报局的办公室，看着屏幕上新闻发布会上的人义正言辞，表示会给公众一个合理的交代。山城。不少人都被下降那儿，现在那里是没判死刑和死刑还没下来的战争犯聚集地。我曾经去山城视察过工作，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我已经忘了那时说过什么话，见过哪些人，只记得我们一行人在站点讨论完事宜后，清晨坐上穿山奇术轨道车后改乘轻轨重返机场，那时我们边聊天边笑着，山城图书馆和嘉陵江从我们面前底下泛着熹微波光一闪而过，之后再也没看见。
在知道最后一任局长被判处死刑之后，在场所有人都扭头看向曾经是局长的我。我手里捏着那份解散文件，看向他们。那一刻我站在那里看着一排又一排的眼睛，各种事情的画面像胶卷机一样咔咔地放映，部门伙食，经费问题，假期申请，还有今后的打算，一帧一帧。这一切都在我开口时彻底卡住。
“各位，部门解散了。”
在说完的那一刻我突然眼前一黑，晕倒过去，像是给自己判处了死刑。直到醒来，我发现手中的纸岿然不动，像长进肉里生了根。
在那场行刑结束后，我和O5-1一起去执行处签一些文件，处理死者的遗物。局里的人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了，之后我们会在几天后举办一次秘密的葬礼。文件处理得不算快，要协调的方面很多。虽然在外人眼中他们只要把人杀了就行。等到事情弄完出来时，太阳已经落山了，天色昏蓝。我们背靠着墙，看着周围的色彩一点点变得浓郁深沉。
我说，虽然我承认里面有不少畜生，但总之尽量满足他们狱中的要求。O5-1说，看在你的面上，可以。我说，不是我们俩之间的关系，你应该清楚他们为谁而死。O5-1沉默了会，说，现在就是不同了，时代不同了。无论你们是否接受都只能面对。我说，我知道。O5-1说，他们该感谢自己有个局长。我说，情报局已经结束了，没有局长了。我现在只是个普通人。O5-1说，是，没有情报局了。我说，时代抛弃了它，而你亲手毁灭了它。当然你也可以说，是它无法适应时代。O5-1说，不管你们承不承认，我对此表示难过。我说，你是想说你心里对不起我们吗。O5-1说，是。
我说，下次注意，不要在外面说这种话。你现在已经是基金会公开的代表人之一了。他点头，你说的对。我说，来根吗。他说，好。语气平常，好像我们在讨论明天去哪家咖啡馆，然后我们便陷入了一阵沉默，只是一个劲地抽烟。
我抽得快。过了会，天已经完全黑了。我把熄灭的烟蒂随手塞进口袋，起身说，我要走了。
他掐着烟看向我，说，好。去哪。
我说我们要去山城，那是我们的流离失所之地。
家属
我……
……………………
……………………
……………………
我没什么可说的。我要去河边散步了。
谢谢。
银湾
职业道德告诉我应该就此收手。我注视着眼前这个中年女人离去的背影，没有上前追问，直至那道背影变成一粒起伏的碎屑，再也看不见。
我翻动手里的纸张。它们在夜里闪耀着扑棱的白色，一排排黑字几乎就要飞跃出外，变成五道黧黑的鸥影，坠融入忽明忽暗的潮水中。
如果是在拍电影，那这时我应该松手一挥，让风带走这些白纸，然后看着它们消失在夜里，被哪位有缘人捡到。然而不是。按照现在的法规，我会被罚款一百元然后去做一天志愿者帮忙打扫城市卫生。
我看着上面的文字，感觉他们无论哪一个都能够单独拉出来拍一场电影。事实也确实如此，战后的文艺作品雨后春笋地冒出，各种前所未闻的拍摄手法让以前从未接触过帷幕内的人们赞叹无比。昨天我刚在影院看完一部影片，名字是《山城2024：哪怕洪水滔天》。等到电影播完，剧终二字终于出现荧幕上带着胶片质感的山城江景时，我回头向上看，观众席上已经有人泣不成声。至于他们是为那师徒二人，对自我的复仇，还是为那逝去的往昔而哭，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不会有人为我纸上的这群人哭泣。
周围难得阒寂，我打算随便在附近走走，走到哪是哪。走在路上，我总觉得缺了些什么。于是我又从口袋里拿出一支自动铅笔，按动几下笔帽，开始在纸上勾勾画画。不知不觉，夜色深酽，我走上了一条人迹罕至的野路。空中弥漫起潮气，耳畔是泠泠溅溅的水声，像在啄食吞咽寂寞。
我拨开树枝，眼前是汊白的湾口。潮水同呼吸声潺湲起伏，舔舐上岸，茫茫褪去。不同方向来的几道人影前前后后，漫不经心地时走时停，发呆，或是站在岸边看着远处的鸣船在夜里闪着一盏明灯，直到他们最后在岸上唯一的长椅边靠拢，互相认识到彼此的存在。没人说话，只是安静地入座。我不自觉地收起了手里的纸，塞进怀里，慢慢走上前。
穿着黑风衣的男人扭了扭屁股，从裤带里掏出一包散烟，叼上一根，开口，有人来一根吗？
不抽烟。
抽不了。
戒了。
……
最后男人看向我。他没有理会我抽不抽，或是有没有打火机。我无言地接过他递来的烟卷，捏在手里。
五个人现在齐了。一张长椅，坐得满满当当。
这里有三个男人和两个女人。这五个人里，又有三位步入中年，两位尚还年轻；三位出生本地，两位来自他乡。他们之中，有一个还剩下二十九天的生命，一个还差三分钟即将生日，一个刚坐飞机来到这里不到半周，另一个不知道接下来该往何方，最后一个始终沉默不语。他们是囚徒，是酒鬼，是战争机器，是庇佑犯，还是一无所有之人。他们一个挨着一个，坐成一排，看向银湾。
我揉搓着手里的香烟，看见他们注视着同一个方向的眼睛润泽盈盈。月色和船灯在水的银鳞中夜光漏泄，沙沙地亮。潮声的间隙里，一声极远的汽笛。我忽然想起怀里的那叠纸。它们安静地贴着胸口，像五声流放。
这时风起来了。抽烟的男人默默坐到了最左边，风从她们的眼睛吹到他们的肩上，最后，烟轻轻飘向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