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mes在副驾驶上睡着了。他的身体歪向车窗那一侧，只有一支眼镜腿挂在耳后，另一支则滑脱到脸颊上。幸好车窗是关着的。他的头发软而松散，贴在玻璃上，被挤压成好像松鼠尾巴一样的一团褐色。
我笑了，忍不住又用余光看了他两眼。我亲爱的James。他脱掉了实验室白大褂，可还是带着站点里的味道，那味道很难描述，但是十分独特，当你把头埋进恋人的颈窝，它无疑是让人不快的，不过尚在可容忍范围内。不自然的、冷冰冰的气味，不刺鼻，无处不在，每个在站点常驻的人身上都有这种味道。
路灯的影子和光团交错着划过车窗玻璃。人在疲惫的时候容易胡思乱想，就好像现在，光和影在我眼里变了样。影子好像黑色的长矛聚拢又分开，而光团仿佛流星，在视网膜上留下一道烧灼的痕迹。
“Draven，在想什么?”身边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James坐直身子，扶正眼镜。我随口告诉他我的想象，因为没有打腹稿而叙述得很糟糕，但他明白了我的意思，一如既往。如果说我心里所想的是一个蛋糕，那么我出口传达给别人的就是蛋糕上的一朵糖花，这朵花有的时候还是破碎的。而James，他虽然腼腆却善解人意。总有人能在吃掉糖花之后通过它底下的奶油猜出蛋糕是奶油的或是巧克力的。
这是一个过于甜腻的比喻，但我想我们应该对发生在恋人之间的事稍微宽容一点。爱大概是最容易让一切失真的东西，而你往往对此并不很在意。你情愿相信你感受到的就是真实的。你纵容自己的偏颇。
这次他也准确地得知了蛋糕的口味。他若有所思地看着车窗玻璃，然后为我小男孩一样天真的联想添枝加叶。他乐于陪我做毫无意义的事。我看着他的脸、他散下来的几丝头发、他镜片后面的眼睛、他扬起来一点的嘴角，心想：他又猜了出来。他总能如此。
偶尔我会感到困惑，他是因为能够理解我才会与我相爱，还是因为与我相爱而理解了我？是先有母鸡，还是先有鸡蛋？我又怎样？我想，不论如何，不论谁先谁后，或是它们循环着加深彼此，我爱着他这一点毋庸置疑。我心安理得地接受他的爱，也心安理得地爱着他。
这样的人太少了，了解你且愿意爱你的人。这样的人是你的支柱，你的燃油，你的铠甲，你裸露的绽开的伤口。但也不是永远这样，因为爱情，因为含有欲望，因为它太渴切。我想，总有一天支柱会变成积木，燃油会变成白开水，铠甲会变成睡衣，伤口愈合，而流出来的鲜血则变成平底锅里煎培根的油。等到那一天，我们都白发苍苍，他的一半是我的爱人，另一半是我的家人，哪一部分都不可割舍。
他说了一会儿，停下来等我回答。
“Draven?”他询问。
一丝愧疚一闪而过。我为我的走神感到很抱歉。我把速度降下来，在一片昏暗中告诉他我爱他。他没有为突然的诉说而困惑，没有询问我是否因为什么焦虑不安，他只是柔和地低声说，我知道，我知道，Draven。
“我知道，亲爱的，”他说，“而且我也如此。我在你身边。”
我在路边把车停下。尽管这里距离我们的家还有不到五分钟的路程，再过一会进了家门我们就可以更露骨地亲热，但是我忍不住。我解开安全带，给了他一个拥抱。他把手指插进我的头发。我们又接了吻，不过是一个浅吻，性的意味浅淡，更多的是慰藉。又过了两三分钟，我系好安全带，重新上路。
那天晚上临睡时，James询问我是否在被什么困扰。我吻过他的眉角，告诉他没什么。
“没什么，”我告诉他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的谜语，“我只是想起了那个坑坑洼洼的石膏体。”
他温柔地看着我，这种注视持续到了熄灯后。在黑暗里，我伸手拂过他的眼睛，让他合上眼皮。他笑了起来，说别这样。别这样，感觉有点发毛。我这才发现，这和我合上死去战友的眼睛的动作如出一辙。一个声音在暗处说，如果那时候他们还有眼睛的话。
闭嘴。我在心中疲惫而怨恨地呵斥，染着血的画面却不受控制地从脑海里滑过。有时图片上的脸属于生者。现在常常是James，以前则是——
我知道这些画面源于我灵魂中最软弱的一部分。这好像在说，在心里对这些人说“不要离开我”。从前的我痛恨这种软弱，现在却在学着与它共处。
“好吧，其实我并不真的在意。”他说。
我抱住他，他也伸手环住我的腰。在我昏昏欲睡时，他说：“是时候修补那个石膏体了，Draven。他已经死去了，回不来了。而你不应该一直遗憾下去。”
“我没有遗憾……我只是，”我困顿地把眼睛睁开一道缝，“我说不好。但是不是遗憾，或者说不只是遗憾。别担心，James。我自己能处理好。”
我很清楚他并不相信，可是我实在太累了。在说完这句话的几秒钟后，我抱紧我的爱人，坠入梦乡。
石膏体，这是我们之间的一个谜语。
那是James罕见地没有猜出蛋糕口味的一次。
石膏体——我要先告诉你这是个什么东西。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就是那种最普通的素描用模型，白色，如果给它一个形状，那么应该是球体。
那意味着什么？
Draven Kondraki手捧白色石膏球，如同捧着他的人生。
这样还是太隐晦了，让我们按顺序来吧。
在我大概七八岁的时候，有一天我的父亲说，Draven，这周末我带你去海边吧。
当你回忆起一个人，你往往会把他放置进一个场景里。这个人不是平面的，不是杂志上剪下来的贴画。他有表情，有动作，你可以听见他说的话，看见那时的光影与色彩，嗅到那时候风的味道。
而提到我的父亲的时候——你们中的大多数人应该更习惯于称呼他为Kondraki博士，或者更简单一点，直接叫他主管。我一直觉得给这样的一个男人加上诸如博士或者主管的头衔是滑稽的，你找不到一个比他更不像管理层或者研究者的人了，他是那样的粗鲁，那样的喜怒无常，以至于大多数人在初次见面时会怀疑他是否会连最简单的文书工作都搞砸。
当然了，我也一直怀疑这一点。倒不是说他的工作能力有问题，只是我不太确定在他为基金会工作的期间，被他撕掉的文件和他上交的——就算包括数量可观的纪律处分检讨——哪一个更多一点。
你们的Kondraki博士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这个人在他的家庭里表现得也不会有多好，有的时候他极力试图展现出温柔，却显得异常笨拙，有的时候他想告诉你一点什么，也许是有益的，也许是酒后荒诞的言论，出口也变得尖锐。或许他开口前还站在人群中，开口后却跳了出去。他的爱是死去的大象，压平草地，折断野花，缓慢、滞笨、僵硬。而你也无从指望他能做得更好。他的情绪以这种方式喷薄而出是自然而然的，就好像醉酒的人会呕吐，就好像你的血肉被皮肤所覆盖而非反之。
我刚刚说到哪了？对了，当我提起我的父亲的时候，我回想起的他所处的背景，往往是一片秋日的大海。不是夏天那种好时候，也没有冬天那么糟。
他是问题家长的典范。不，所谓问题不是视而不见，不是非打即骂，不是一间一片漆黑的房间。真正的问题是喜怒无常。Kondraki博士，我的父亲，我的爸爸，他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当他胡闹的时候，当他大喝特喝的时候，他从来想不起自己还有一个儿子，而当他想起什么想去爱他的时候，他又会花上他的半天假期，在厨房里准备一顿晚饭。他像一个强迫症患者，站在屋子的电灯开关旁边，每隔三秒钟就按动它一次。
有很多个晚上，饭端上桌，他自己却不怎么吃，还是喝酒，不过不是用瓶子而是用杯子。他就那样看着你，一直到你心里升起不祥的预感，感觉他又要发脾气了。现在回想起来，其实他往往不会在他试图履行一个父亲的义务的时候失控，在那时候他甚至还可以听进去一些建议。
我记得如此清楚，在有一天的晚餐餐桌上，他说：“小子，又怎么啦。你怎么不吃东西?”
我过了一会儿才说，你不要喝酒了，我害怕。
他看着我，绿色的眼睛里盛满酒精。我说出来之后反而不怕了，胸腔内轻松得仿佛空无一物，但是看向他的时候依然小心翼翼的。
那双眼睛里突然有了光，因为酒精而浑浊的绿色里混进了一股澄清的东西。它们变得明亮了一些。我的爸爸看上去很伤感，连一个小孩都能轻易识别出的伤感，他再次开口说话的时候，声音也是同样。
“好，爸爸不喝酒了，”他说，语气既悲哀又柔和，浓稠得让我为他难过，“我不喝了。你别害怕，好吗?”
我滑下椅子，跑过去抱住他的腰。他叹了口气，放下酒杯，抚摸我的头发。我们那样一动不动地呆了好一会儿，我松了手，而他把手按在我的头顶。
“爸爸对不起你。”他说。
所以当他说要带我去海边的时候，我觉得既吃惊又毫不意外。那时候我已经逐渐习惯了他的他心血来潮。
然后我们收拾好了一些东西，防晒霜、游泳圈、泳衣、蛙镜等等等等。他先把我放在超市门前，让我自己去买午餐的三明治，而他自己去给车子加油。虽然我自己去买东西的经历并不少，但是我还是害怕独自一人面对收银员。可是我不能不去，因为我更痛恨爸爸嘲笑的表情和他常说的“怎么，你害怕了吗”。这两样东西好像一杆枪，在背后抵着我，逼迫我走进超市，完成我的任务。
我从超市出来的时候，他已经在外面等着了。我上了车，把零钱和午餐递给他。他把零钱放进口袋，又把简易包装的三明治扔了回来，让它在后座上和我作伴。
出了城区，他开得快了起来，而且打开了窗户开始唱歌。我并不讨厌这一部分。我喜欢他的声音，尤其是唱歌的时候，和他说话的时候听上去不太一样，不再那么粗鲁，但是依旧有一种离经叛道的意味。我听不懂的歌词拉得那样长，飘得那样远，以至于在他吼出这句词的最后一个字母时，它的第一个单词已经飘散进蓝而高远的天空，并与它融为一体。
他的音乐——他的歌，他的琴，都与这个举止谈吐粗暴的外壳相悖又相同。尤其是他弹奏的钢琴曲，纤细得要断裂的同时也一种喊破喉咙咳出血的歇斯底里。他的歌同样，不过没有那么明显。所以比起他弹琴，我更喜欢他唱歌。在事物的一种特征特别鲜明的时候，你往往只能盯着它看而顾及不到其他，就好像白墙上的黑点，而当它变得更为中性、更加模糊的时候你才能注意到其它，你才能探寻得更远。
所以当我回想起那时灼人秋阳下的中年人时，耳边又响起他的歌时，我才能如此清晰得认识到，他是那样的不管不顾……或者说，那样的自由。
那次海滩旅行怎么样其实不重要。而且说实话，在海边的大多数细节我已经记不清了。
秋天的海水已经很凉了，海滩上游人稀疏。我们把更多的时间消磨在了海滩上而不是海水里。他显得平静，把那些被海浪冲上岸的东西捞过来，指给我看，给我讲他们的习性。我们找到一只海星，他露出一个讽刺的笑容，告诉我那是没有脑子的玩意儿。我总觉得他所说的没有脑组织另有所指，但是至今不知道在他咒骂海星的那一刻心里所想的到底是谁，也许是整个基金会，或又只是那几天Clef博士在什么地方招惹了他。
然后我们又做了什么，我再想不起来更多。等到整片沙滩都是鸥鸟盘旋，夕阳沉进大海，把临近的地方点燃而让远离它的地方变得一片漆黑时，我们回家了。
这场旅行平平无奇，但是不知为什么，每次提起爸爸，我总是第一时间想起那一天的画面。在车上放声高唱的中年人，在海滩上和我蹲在一起看着那些半死不活的海洋生物的男人，最后面对燃烧的夕阳默默无语的人。总是那一天，总是那样长的风，那样黑的海，那双那样让人困惑的眼睛。
直到今天，我也不认为自己能明白他那时究竟怀揣着什么样的心情。是喜悦，是尖刻，是恐惧，还是悲伤。或许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只是单方面地被排山倒海般的感情所吞没。或许吧，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除了他自己，没有人清楚。
后来我长大了。到我进入青春期，我们的关系变得糟糕透顶。每一天每一天，我们彼此剑拔弩张。天启博士，你们应该相信，像所有父母一样对他青春期的儿子手足无措。
他其实很少动手打我。他对我肉体上施加的真正意义上的暴力在我回忆里只有一次，而且那次还是我们互殴。
那一次与其说是他的错，不如说我的问题更大一点。如果家里有女人，那么或许情况会好很多。但是没有，所以我们就好像两头斗牛，又好像两个飞速旋转却并不契合的齿轮一样撞向彼此。那时我似乎说了什么，说了我知道无疑会让他暴跳如雷的话，之后还挑衅地瞪着他。
可是，如果完全把错误归咎于我是不公平的。那时候我正处于对于自己的取向心烦意乱的阶段，我做了很多傻事。那时与我第一次与我的女友上床相隔不到一星期。那个晚上我既难堪又挫败，我发现自己没有办法回应她的热情……她宽慰我，而这让事情更糟。在她洗澡的时候，我逃跑似的离开了。
我不明白，也不想明白。我看着男人，然后硬得像石头。我也做过与同性相拥入眠的梦。我痛苦，想要摆脱这一切，但是经过那一晚我发现我脱离不开，这是天生的，你无从改变也无法逃避。那之后又过了好久我才真正接受这一点。总之，那时的我觉得天都塌下来了，而没有任何人能够给我必要的疏导。
说回来吧。那时我们缠斗在一起，我感觉整张脸都烧了起来，在性上的压抑此刻通过暴力一丝不留地倾泻了出来。他骂了一句，发现我没有停手的意思。有一刻，我发现他的目光冷静下来。然后下一秒，世界天旋地转，右臂和右手腕疼得像肌肉寸寸断开。他把我压在地上，喘着粗气。
“冷静一下，小子，”他说，“论打架你学到的那些三脚猫功夫还赢不了你老子。”
我恨恨地看着他，愤怒又极端，满心都是对他的责备，胸膛里充斥着委屈。那时我把自己在选择伴侣上的古怪归咎给了我的父亲。
我最终什么也没有和他说。等我平静了一点，他也一言不发地松开我。我们一起把桌子扶起来，把被撞歪了的沙发归位，把餐桌上的纸巾和收纳篮捡起来重新放好，至于破碎得无法恢复原状的空酒瓶，我们把碎片扫进垃圾桶。五分钟后，这场冲突的所有痕迹都消失了。我们之间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
我们之间的裂缝越来越大，但是其实我们并没有真正恨过彼此。这种裂痕是可以重新闭合的，可它需要双方同时在两边推一把。
让人遗憾的是，不论是我还是他，从来没有尝试过这样做。
所以，在说了那么多之后，石膏体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是很久以后，James问我的一个问题。那时我们刚刚交往不久，在刚刚温存过、躺在床上的时候，他对我抛出了这个问题。一个老套的、温情的问题。
“在我来之前，你的生活是什么样的?”James悄声询问。外面草虫和夜行鸟远远地叫，我抱住他，思索答案。
“我的生活是一个石膏体。”最终我说。
他把身子支起来，似乎在思考。但是这一次James并没有得出答案。于是他问我，为什么?
我对他说，其实不仅仅是我，我们都同样。我们的生活都是一个石膏球，看上去是圆的，而实际上有很多个小平面。我们的感官放大这些平面，于是你觉得你手捧的东西变成了一个十六面体或者一个正方体，再或者一个三棱锥。但是生活的本质就是一个球，而不是别的什么。我们提取我们想提取的，放大我们所体会的，最终变成我们自己所想像的样子。
James温和而冷静地看着我，那一刻，他更像是在站点里的研究员Talloran。
“亲爱的，不要回避问题，”他说，“你知道我问的不是这个。”
我在心里叹气，想，好吧。
“我的生活是一个石膏体，”我说，“你是上面的高光，而我的父亲、我的家庭连阴影面都算不上，他们只是一个大洞，是石膏体上的凹陷，无法弥补的凹陷。我现在还能时常感觉到冷风从这个空洞里灌进去，尽管它已经不让我痛苦。”
James拉开了灯。他或许以为我要哭了，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注视着他，然后在几秒钟之后给了他一个吻。
我决意不去想过去的事。
那时我已经开始为基金会工作，开始直面我爸爸面对过的东西。我深知自己没有那么重要。如果我倒下，后面还会有别的特遣队补充过来，会有GOC，会有其他许许多多人来制止事情恶化。但是在你面对危险的时候，你不能这样想，你要竭尽全力阻止眼前的东西，一步也不能后退。
那时候我确信我已经找到了支持我那样做的东西，我找到了James Talloran。
只有他，只是因为他。
后来，他死了。
爸爸——Kondraki博士死了。我对此并不怎么意外，甚至无动于衷到让自己吃惊。我的心比头脑更快地接受了一切。
James担心我，但是我却并没有什么感觉。James比我聪明，也比我敏感。他更早地发现了那不是愈合而是被击打后的短暂麻木。
后来有一天，在我们共同的假日，我和他去了海边。我们游了一会泳，之后就开始在海滩上散步。James看见一只海星，它正缓慢地爬向海水。
我对James说：“没有脑组织的棘皮动物。”我语气里的厌恶、悲伤与讽刺同时吓到了我们两个人。我马上意识到，在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想的根本不是海星，而是我那胡作非为的父亲。
也就是在那一刻，有什么东西决堤了。
我终于意识到，那个绿眼睛的男人走了，死了，不在了，再也回不来了。
我甚至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开始痛哭。在稍微平静一些时，我发现自己跪伏在沙滩上，抽泣得像是将要呕吐。James半跪在我身边，在我们头上，鸥鸟盘旋鸣叫。
说谎。我对自己说，你一直都在说谎。不仅仅是为了James，还是因为小时候那个人渣爸爸的嘲笑。每当你拿着枪冲在前面，耳边总是回响着他的声音。“你怕了吗”，他总是这样说。
你这个不称职的父亲，你这个该死的……该死的……我哭吼着，再也说不下去了。
在石膏体的凹陷处，冷风从里面不断地涌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