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署关于社会网络信息布控的相关指示若干

Should intermittent vengeance arm again his red right hand to plague us?

序言

自2007年以来，国际社会第三代蜂窝移动通讯技术(3G)得到逐步普及，据基金会方面数十年的3G使用经验及社会研究，3G的高速数据传输性质必然导致群众社交方式发生改变，促使社会化网络软件快速发展，产生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型社交方式及社会群体。此一变革将使得信息传播及舆论发酵速度得到极大提升，从而影响组织各项保密工作。

以全球超自然联盟(GOC)设立于美国内华达州南部林肯郡的机密研究站点为例，设施外划分大片戒严禁区，并拥有极为周详的保密及安防措施。自1986年起，该设施便引起地方民众注意，而GOC则通过截断传统信息交互方式(如常规接触报纸媒体电话等)，阻止外界得知站点相关咨询。1997年站点内部人员借以电台热线方式对外界进行泄密，GOC监控网络于一分钟后方才发现此情况，致使善后处理更显迟钝，最终导致部分机密信息于社会层面被小范围传播。GOC同错误忽略新型信息交互方式，即互联网。2006年起，所谓“Site-51”有关舆论于社交讨论网站内出现，并持续发酵，直至2007年GOC相关部门发现此一情况时，网络舆论已发展至一定程度，多数处理方式(如关停网站屏蔽删除有关信息通过ip地址对群众进行处理等)均无法彻底阻止“Site-51”此一概念于社会层面传播。

本文件则将系统阐述基金会今后预防网络泄密制定的处理办法及深层战略，文件收悉后，各部各单位需依据办法调整体制结构及任务以配合组织战略工作。

办法实施的原因及理论概述

对于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信息交互方式监管，目前已有的关键字词及图片特征抓取方式对网络舆情研判能起到较大作用，但以目前社会化网络软件的发展态势，网络社会的规模将在数年内迅速扩大，信息交互脉络同将因个体与群体的交互更显错综复杂，这将使得传统特征抓取方式的监控范围及处理量上升至极大范畴。

当前基金会及各国政府的网络信息处理能力，均无法彻底避免特定信息于网络层面的传播，据基金会长期对网络社会高时效性及信息快速交互所导致的特殊群众心理预判研究，越是试图掩盖屏蔽乃至彻底阻止传播的信息，则越能激发网络群众的探索欲望，且网络同非网络信息的快速交互，必然使得基金会及各国政府对社会舆论监管及现实的善后处理相对迟钝，并同将形成极大的不确定因素。

以2006年云南站点殉爆事故为例，参与搜救的基金会武装小组于原始森林内捕获异常时被当地民众偶然发现，基金会及异常的相关信息于当地村落被泄露并开始传播，基金会有关部门发现此一情况后随即快速行动，伪装为当地警方进行走访调查，对知悉相关信息的村民进行妥善处理，此事并未引起严重的泄密事故。倘若将此事件代入至社会化网络软件及信息交互高度发达的新社会时代，当地民众则极有可能通过自身携带的通讯设备，对泄露的异常事物进行拍摄，并将其上传至网络。基金会则必须通过其他手段阻止信息传播。

关键字词及图片、视频特征抓取，此一手段所需要的关键字词编排并无较大难度，而图片及视频特征的筛选判断涉及到的信息算法，要求筛选基准必须是网络信息中已存在的图片及视频，即当地居民将图片及视频信息上传至网络后，基金会监察机关发现并得到图片及视频样本，对其特征进行解析后进行屏蔽删除等善后处理工作，而此时相关机密信息则必然已被社会群众有所知悉。

基金会监测机关发现并解析样本的速度，将直接影响社会群众知悉信息的程度及规模，如直接向系统传输已知的面容形态、衣着形态、物件形态、环境形态及关键字词等信息，由其自行对全网信息进行快速筛查，并对确认特征的相关信息进行自动处理，已有特征筛查-发现样本-解析样本-得到确切特征-筛查处理，此一流程由大数据筛查服务器自主完成经模拟测试最短仅需3.2秒。但此种方式将有几率出现误判，如对上一举例事件进行此类筛查方式，当时全网共有44382张森林相关图片，而被系统筛查屏蔽的森林相关图片则有1947张，其中仅有14张图片为泄密相关(同为模拟测试结果)，此则极为可能引起群众怀疑并引发舆论。已有特征的录入虽能做到缩小筛查范围，但随筛查范围逐步缩小，需提供更多额外的细节信息，此操作将大幅度延长用时，且涉及算法的复杂性与用时同成正比，而网络发展，网络信息将越趋丰富，这将使得整体信息筛查难度越趋增加，导致人力协同必然的行动迟钝在长期内仍无法完全避免。

基金会作为一非政府性组织，此类事宜开展极为可能引起政府网络安全部门的注意，导致基金会与各国政府产生摩擦与冲突，与政府间进行相关合作，则更为可能导致信息泄露，这是基金会所竭力避免的，而这也将使得整体监察系统的高度隐秘性成为必要，导致整体协同体制及网络算法提升至更高难度。

而泄密信息得到屏蔽删除后，必然存在数量或多或少的民众于屏蔽删除前知悉信息，若其发现泄密信息被屏蔽删除，则将引起更甚的关注程度，且不能完全排除其通过非网络方式传播信息，随网络的社会化发展，不同群众具有不同的思想观念，伴随群众心理于网络层面的放大，终将导致掩盖新闻及所谓辟谣等传统方式的成效更为有限甚至起反作用，随时间及不同民众的思想转化，信息则必然以各种形式以一定规模存在于部分民众思想中，其必然导致更多不确定因素。

对特定信息采取封堵的处理态度必然需投入大量的人力及物力资源，且群众心理及网络信息交互的特殊性质使得常规处理方式并不可靠有效，而此一特殊性质同样可以进行利用，通过对当前社会压力及群众心理发展态势的详细分析，基金会此后将采取的处理态度可基本概括为

“不阻止群众了解信息存在，改变群众对信息性质的理解。”

仍以2006年云南事故为例，以社会化网络软件高度发达为前提，当地民众将拍摄有异常事物的视频图片公开至论坛网站抑或社会化网络软件，异常事物的相关信息已经得到部分社会群众知悉，以常规方式对拍摄者及当地民众进行相关处理后，已泄露的视频图片处理方式则不可进行传统的封堵举措。

基金会方面可创造一并不存在的所谓“灵异事件同好团体”，以视频拍摄者自身账号对外宣称视频图片系其自身团队通过视频特效修改制作，改变社会群众对信息性质的理解，将各类事件“娱乐化” “诙谐化” “怪诞化” “传说化”，促使群众不再对信息进行严谨考量，且群众于网络社会表露出的思维方式将更接近于其自身真实的心理内容，以基金会当前技术配合心理暗示，在未来视讯产业发展程度下，达到此一目的乃至于混淆政府及同行组织视听并无较高难度。

以较坏情况估计，假设其视频出现有类似基金会标志、权限证件等泄露基金会存在的内容，同行组织及国家政府则有可能通过其认定视频信息是真实的，施以上述处理方式的前提则必须是，“基金会”此一信息的存在于网络社会得到较强的媒介传播，而社会群众对信息性质的理解发生改变。

若“基金会”此一概念以某种网络文化媒介进行传播，其受众发展至一定阶段必然产生社会群众对其的娱乐化反馈，以社会化网络软件为媒介，以文章、漫画、电影短片等形式自发创作符合此一文化的非官方作品，而随时间推移，此一类作品于网络基本已广泛存在，而其中后发出现的少数泄密信息，则再无可能出现信息内容是真实存在的怀疑思潮，且在基金会对网络信息的微调把控下及对政府间网络论战的充分利用下，同行组织及国家政府则更无从大量相关信息获取真实信息的可能性。

“基金会”此一概念被社会群众广泛知悉后，其他同行组织及国家政府经推论必然发现基金会的战略意图，使得其对自身战略结构进行调整，并以各种手段对基金会的保密策略采取措施。

而基金会针对此一情况，将在“基金会”此概念已得到一定规模群众知悉的前提下，以“基金会”此概念为基础衍生出其他同行组织的概念，使得其他同行组织同样受到一定规模群众知悉，而“同行组织”的概念办法则与“基金会”的概念办法相一致。

在此种情况下，其他同行组织的存在已被群众知悉，且依附于“基金会”的概念存在，也就使得其他同行组织对基金会保密策略采取的任何措施必然受到关联影响，在基金会与其他同行组织今后必然产生的舆论博弈下，任何企图破坏此一态势所导致的后果，都将可能是包括基金会在内的所有相关组织得到全面曝光，从而形成相互的战略威慑关系。而以“基金会”此一文化概念衍生“同行组织”概念，在基金会对“基金会”微调控制下，同将导致其他同行组织欲利用网络性质与基金会实施相似的保密策略的可行性完全丧失。使得基金会相对其他同行组织于网络论战及战略威慑方面获得更大优势。

电子版仅对上述办法部分理论进行浅略逻辑概述，详细论调仍需参考现下发的纸质裁定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