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下班以后，我都会去公司旁的咖啡馆坐一会。
我告诉妻子下班时间是七点整，但实际上是六点三十。不过她早已经知道了，这无关紧要。
我穿过总部大厦的透明天桥，望着脚下熙熙攘攘的灯光，吹吹风，在不经意间吸到前面同事抽的二手烟。下了天桥以后，从公司园区的一个巷口转到商业街，再走两步就是咖啡馆。到了地方，我就直接坐到吧台的高脚凳上，对随便一个服务员喊道：
“黑月是否嚎叫？”
“现货已经清掉。”
我一直记不清这句愚蠢的口号是从何而来，但是很多人都用这顺口溜点单，显得自己是常客。
“冰滴、拿铁、摩卡都卖完了，牛奶也没有了。只有黑咖啡。”
“行。”我向服务员挥手示意他去做。
在等的过程中，我就坐着看天花板上吊着的电视。
电视上，熟悉的联合国秘书长又在呼吁战争停火、人道救援。但是这家伙之前不是签订过“那种文件”吗，用人命去填平各种乱子，还拟了一系列治安维持法案来着，就在10年前，还是20年前？现在怎么在意起人道来了？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每次和别人说这些的时候，他们总觉得我精神有问题，后来在咖啡馆就没人和我搭话了，唉。
记得上次还是在这个位置，我和一个年轻的同事说：公司在黄石公园的地下藏着一个大型设施，那里每天都在做人体实验。他以为我喝醉了在说胡话（喝咖啡怎么可能醉呢），我就又告诉他，中心街许愿池的那只大蜥蜴雕像其实是活的，而且活了成千上万年，不死不灭，清空弹夹也杀不死……后来他只好说等年假的时候要去怀俄明州转转，要是没发现我说的那些就把我送到精神病院。
难道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一个和我有相同记忆的人吗？我很确定自己不是个该死的精神病人，更没有人格分裂，但是他妈的现任教皇的银冠不是已经被拿去熔了，铸成子弹用来镇定恶魔了吗？那电视上的白胡老头子现在戴的是什么玩意？他在和联合国秘书长开会？他不是被囚禁在波兰埃斯特堡了吗？还是说被囚禁的其实是他的老父亲？
我接过服务员递过来的黑咖啡，一口气喝掉了一半，简直苦得我头脑发颤。
我工作的地方叫做“SCP基金会”，或者说“硝石世纪”（Saltpetre Century Provider）的基金会。这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跨国工业贸易企业，在多年前成立了一个庞大的建设公益基金会。
我一直觉得这家公司藏着什么秘密，一个类似共济会的组织操控着底层员工，实际上做着见不得人的事情。但是我完全找不出公司的纰漏，这种感觉简直像是孤身生活在大洋国。我身边的同事们也都做着稀疏平常的工作，那些会计和精算师兢兢业业地做着筹划，几乎没出过财务问题。
秘书处的主管常常念叨着：“天主的归天主，凯撒的归凯撒”，从没有克扣过奖金和年假。SCP是一家如日中天的跨国企业，从一战复建时期就与各国政府开展过各种合作，并且一直发展到现在，以稳固的建造水平和高智能化的工业流程享誉全球，并且以高薪水、高福利著称，多少人挤破了头都想来这里上班。
而每次上班我却感觉浑身不自在，不因为什么，单单是在公司走廊随处可见的吉祥物就足够令我作呕了。那个用混凝土和钢筋堆成的人型怪物，头上和蜘蛛眼睛一样的黑洞，面部的一抹殷红和身上胡乱的青灰色图画，以及它令人印象深刻的扶墙姿势……我承认它让我毛骨悚然。但是我从没有跟别人提起过这件事，除了对我的妻子，而那个疯婆娘却觉得它很可爱？
部门的元老都知道这个吉祥物是1993年7月诞生的，为了纪念基金会的成立，一位艺术家设计了这个雕像作品。但是只有我知道事实并非如此，这个鬼东西在更早的年代就存在了。我在1999年8月入职，如今也是基金会秘书处的老员工了，但我可不是在入职那年才第一次见到公司的吉祥物。
我记得，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在我小时候，那个怪雕像就曾出现在我眼前。在我8岁或者9岁的生日，父母给我送了一辆自行车，那晚我睡的很早，梦见了我的父母，一切本来很温馨，直到那个雕像闯入我的梦境。我的父母消失了，只剩我和雕像对视着，等我缓缓挪开视线，马上就被它拧断了脖子。我记不起自己到底是在哪见过它了，但人没法梦见自己从未见过的事物，我一直坚信这一点。
喝完咖啡以后，我匆忙赶到了家，准备等会一个人看看球赛。到了我这个年纪，不喝咖啡可能熬不完两场球赛了。妻子在我回家后半个小时才到家，她是一个杂志主编，栏目叫做“园艺化学”（Garden Organic Chemistry），这个世界上最无聊的学术研究莫过于此了。只不过她回来后也只是躺在沙发上看手机，很识趣地没打扰我看球赛，就像之前我很识趣地没打扰她搞外遇一样。
我又不自觉地说起记忆中的往事，不喝酒的时候像喝醉了一样，一沾酒就不省人事。说实话，我不在乎是谁在听，只是控制不住自言自语而已。
“前锋踢的真烂。”
“中场控成这样，回老家去吧！就这还是基金会赞助的队伍，是残疾人基金会赞助的吧？”
“唉，基金会的报表现在每年都会先递给那些州议员，自从那次董事会分裂，公司就变得不一样了。那年不知为何有国会议员发起了对SCP的不信任案，要派出专员在公司总部搞反垄断审查。我去上班的时候，发现五百个荷枪实弹的条子封锁了整条街。于是我只好转头去喝咖啡，喝了一杯最贵的冰滴，一点也不好喝，自那以后再也没有喝过。因为下班时间太晚，现在每天都只能去喝正宗意式黑咖啡，操你妈。”
妻子用异样的眼神望了我一眼，然后又继续低头看手机。
“红右手。我想起来了，都是那群白痴红右手干的。”
“基金会主席请来的红右手跟国民警卫队在总部大厦打巷战，两败俱伤。”
“你都是从哪听来这些消息？”妻子无聊地问道。
“我亲眼所见，不然呢？”
“我受够你的胡言乱语了，你知道红右手是什么吗？我天天跟红右手打交道，他们就是一群穿着红衣服的扫地工人。”
我瞪大眼睛看着妻子递过来的手机屏幕——
红右手清洁有限责任公司®
可我永远也无法忘记。不知为何，我对这些不存在的记忆感到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