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知道自己有特异功能。
这事要从很小的时候说起。那时候没有英语班、奥数课和素描课，也没有花里胡哨的电子产品与堆积成山的作业。为了免得孩子整天对着电视发呆，父母干脆会放我们出门直到尽兴回家。于是，我就和家附近几个同龄的野孩子，在泥巴地、公共游乐园、绿化带和建筑的角角落落找些乐子。其中之一就是抓来几只蜗牛，再拔一根草叶充当终点线，然后几个小脑袋围成一团，盯着各自的蜗牛赌谁能先跑到终点。当然，这些蜗牛可不会如我们所想地那样笔直地奔向赛道：它们只是四散蠕动，或者干脆缩回老家。但我的蜗牛——也只有我的蜗牛，只要耐心看着，就总会爬到草叶上面。
再大一些时，孩子们不得不离开那泥巴与灌木的王国，去教室与书房里接受流放。这时候，我们开始逐渐理解电视上的故事，读懂书本的内容。我们开始听闻这世上还有“巫师”“独角兽”“通往另一个世界的衣柜”等诸多大不相同的事物，但仍住在现实与虚幻的边界，对一切不着边际的胡言乱语照单全收，在脑袋里为之腾出一席之地。这些遥远但明亮的星辰便向每一个孩子递上征象，引诱他们像侦探般寻找身旁一切魔法与仙子的证据。
于是怪事一件件地蹦出。我的橡皮——被我雕刻上粗糙的涂鸦，因此独一无二的橡皮——在教室里弄丢了，我看着它扑向杂乱的地面，在桌椅、书包和许多条腿间迅速弹跳几下，不见了；我苦寻无果，却在回家之后，发现它躺在我的写字台上。父母曾给我买了一块精致美丽的蛋糕，我将它偷藏在书柜里，每天只舍得吃一口；许多年后回想起，惊异于为何在那个盛夏，那块沾满奶油与糖水的蛋糕直到最后一口都清甜如初。
当然，就像每个孩子那样，我也会坚信自己掌握何种咒术，或哪个灌木丛中住着树神。我也曾激动地告诉父母上述怪事，作为他们养育着一个天选之子的证据；他们报以微笑，不做否定，却也不回答我的追问，拒绝向我讲述与解释更多关于魔法的秘密。不过曾有一次，父亲不慎将我的剪纸碰破一个口子。数日后此事又被提起，我却发现剪纸早就愈合如初，找不到一丝被撕扯过的痕迹。父亲说，那要么就是我记错了，要么就是破的那张已经扔掉，而我将另一张剪纸当成它了。我对这罔顾事实与我的个人意见的狂妄断言大加拒斥，宁愿相信自己的记忆；但“记忆”这唯一而苍白的证据却随着一次次无力的辩驳而逐渐融化在逻辑和科学里。
在很长时间里，我只把它们视作新奇宇宙中尚待解明的事物的一部分，就像其他让孩子无力搞懂的东西一样，加以好奇，却不作太多追问。有无数东西在吸引我们的注意力，诱使我们扑上去，三分钟热度地钻研：作业，恐龙，科学杂志，鼎盛时代的国产游戏。但如影随形的特异功能与离奇事件就像一种尚无任何方法诊断、命名与定义的恶疾，在风神翼龙和干脆面卡片被留在了积灰的童年时，它却沉默地跟在我身后步入青春。
也是在那时我变得认真起来。我疯狂地网罗一切可能与超自然有关的知识——纪录片，探索片；十五元一本的《世界未解之谜》，街边打着“揭秘档案”旗号的地摊文学；气功教程，神秘学讲座；绝版的、载有上世纪气功与特异功能研究潮中产出的论文著作，不少出自名校与研究所。有的是误导，有的只是痴人说梦，少数内容则起了作用。我时而探寻“气感”，时而尝试复现论文中的实验，又在一整个下午的较劲后，让不锈钢勺竟真的弯曲了一点。我将它展示给母亲，坚称自己达成了另一重境界，而于是，我的父母也认真起来。
在接连许多个月的胡言乱语、叛逆与争吵、无心学习以及对规劝与训导的全然拒斥之后，我不情愿地跟着父母去了精神科。母亲厌倦了我终日关于超自然和特异功能的痴迷追求，我也坦言身旁同学畏惧、排斥我的孤僻和满口怪力乱神，并为此难过。我被诊断为妄想症，外加躁狂发作——因为我“心境高涨，有幻觉，且自我感觉良好”。我带着一捧一捧的药物回家，从此开始了漫长的、令人头昏脑涨的治疗。
但我的病情并没有好转。我们辗转看了许多家医院，从咨询工作室看到三甲特需。我开始发胖、嗜睡、成绩退步、反应迟钝，家中时常为我的“问题”吵得不可开交，而难以解释的事件仍紧随身后。有时我气急败坏地冲着父母嚷嚷，而碗筷当着我们的面悬浮一秒又落下，但父母却对此矢口否认，驳斥、争执，然后相视叹息，说下次他们也要和医生聊聊。有几次父亲踌躇着在我身边坐下，告诉我他也曾有过“轻微”幻觉，看到东西在我的身旁变样——但他明白如何区分错觉与理性的现实，并教导我也这么做。而我不甘于泯然众人，烦躁、抗拒、嗤之以鼻，又燃着一股不息的火焰。我抓住一切能瞒过父母的间隙，与一些不三不四的论坛朋友一起精进这世所罕见的天分。硬币有时能照我的意志落下，纸张偶尔能显出字迹；我相信我的超凡能力只是暂且不听使唤，而它总能被磨炼到随心所至的一天。
这混乱的状态持续了一两年，直到我的医生告诉我一位相关领域的专家想看一看我的案例。我的父母求之不得，而我摆出一副全然无所谓的态度，只想应付过去后继续我行我素。我们走进医院附近的“上海超心理学中心”，这挂在剥落掉漆的墙皮上的斑驳生锈的大字旁还有一行细小的英文：“Shanghai Center of Parapsychology”，建筑的门口悬满上世纪90年代的奖牌，“人体特异功能”、“超心理学”、“气功”……这些字样在我的眼中雀跃。建筑的内部陈列着无比普通的挂号窗口，针灸科医生的排班表，候诊者，褪色的介绍牌，老旧的走廊和门。它们就像年轮做的唱片，诉说着这建筑是如何在历史远去时被不慎遗落在现代，早已不复当初举世瞩目的科研先锋，人去楼空，只余空壳，换上新汤。我们拿着介绍信，一路绿灯，来到徐博士的诊室。他客气地请父母暂时离开，而后朝着正试图表现得自信而掌控一切，以留下某种“正确的印象”的我，说道：
“孩子，向公众否认特异功能的存在，是为了避免引起恐慌，也为了避免一些坏人利用。你看过这么多资料，一定是明白的。”
我立刻表示了对这一说法的理解。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我滔滔不绝、事无巨细地讲述了自幼以来一件又一件能证明我的卓绝天赋与能力的事例，有时又潸然泪下地控诉，为长期以来所遭遇的煤气灯感到冤屈。徐博士耐心地倾听并记录了所有的絮语，适时地提出几个问题。这位压抑生活的救世主带我到其他房间里做检查：有我所熟悉的、在某些论文和资料中见过的意念移物、电子器件干扰、凭空造物实验等等，也有我未曾听说的测量工具和读数。终于有专业人员为我多年以来的恶疾——每一个人都不肯直视的顽瘤——做出诊断与定义，我听到他们谈着“1U型”“112休谟”之类的闻所未闻的术语，便又开始兴奋，因为这代表特异功能的研究从未中断在历史洪流中，而是仍在某处暗中发展、繁荣着，并在此刻与我的命运交汇。而后他们通知我的父母，会为我做某种“治疗”，有麻醉，有轻微的副作用，但效果好，进医保。父母在半信半疑中签了字，而我仍浸淫在踏足崭新的国土与多年疑惑得以解答的酣然醉意之中，没有加以反对——现在想来，即使我坚决反对，或许也不会改变之后发生的一切。
记不清手术后的几天是怎么度过的，或许终日卧床让头脑自动加速了时光的流逝。我出了院，与家人回到平常的生活，起初没有特殊的感觉，把这看做一个小小的插曲。我又暗自期许着下一次踏进那座泛黄的建筑，向徐博士证明我的天分从未荒废，让他们在仪表和读数中看到我成长为举世无双的通灵者的决心，让他们明白我将凭无可想象的神迹改变世界与科学的秩序。这下一次见面却像一个轻佻的情人般不再现身，将我扔在朝思暮想的噩梦中。
我意识到我再也无法用出特异功能了。每当我凝视花朵、命它盛开，那超然的掌控感却不再降临，曾经的洞悉无处可寻，脑中的图景一片混沌。我像突然间盲了、聋了，在打翻的颜料中苦寻曾熟悉的第八种色彩，在湍急浑浊的水中摸索不复存在的桥梁。那花朵不再随我庞大的意识洪流而颤动，更不会偶然地改变颜色、将自己沿中心剥开。我如同濒死的动物寻找食物般搜刮资料，想弄明白我经历了什么，却一无所获。我时而又恨起徐博士与那故弄玄虚的大楼，时而恨着自己：我究竟哪里不够资格，要让他们选择将我抹杀？难道在我之上仍有水准更高的大能，那些真正掌握念力的罕见个体，只有他们才能通过测验，走进那座科研所，走进超自然的世界？
而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在某些聚精会神或灵感乍现的时刻，在我偶然又抓住一缕头绪的时刻，便会有钻心的疼痛将我击穿。这只发生过几次，时间之短，让我已无法确认那是某种来自灵魂深处的绝望和无力的幻痛，还是松果体与能量场的机能崩溃的前兆。在这几次震荡之后，我连那最后一丝来自隐秘世界的稻草也丧失了。我慌张地告诉父母此事，但母亲只是摇摇头，告诉我我做过心脏起搏器植入手术。
“我没装过起搏器！我从来没有心脏病！”我歇斯底里地冲父母喊叫，“你们忘了吗？我们那天去了超心理学中心做了什么治疗，你们还签字了！他们是给我植入了东西！一个让我没了特异功能的东西！”
“亲爱的，那是一家针灸医院。”母亲不无恐惧与悲哀地说，“爸爸妈妈带你做的是针灸。”
“那是一个特异功能研究所，门口牌子都写着的！他们给我做检查……徐博士！徐博士！你们记不记得……”
“那都是以前的奖牌了。特异功能是上个世纪的骗局，现在早就不做这种研究了。”母亲说，父亲在一旁沉默着点点头，露出每一次争吵时都特有的无奈神情。
我开始哭泣、尖叫和怒吼，不顾父母的拉扯与安慰，我疯狂地捶打墙壁，在家中奔跑，将一罐罐药物摔在地上，随它们散落一地。我以一种近乎毁灭式的绝望，用意念攥住每一个目光所及的物件——碗筷、花瓶，命令它们爆炸，要求它们碎裂成无数缤纷的光点，迸发出清脆的哀鸣。而它们嘲弄地注视我，一股前所未有的疼痛将我的灵魂从身体中呕出。父母惊恐地看到我倒在地上抽搐数秒，然后恢复了血色，无助地而淡漠地坐在原地微微颤抖，就像一颗台风中栽倒的树。
在医院里，他们向我展示了病历——关于我在某年某月某日突发心脏病，植入起搏器的病历。医生告诫我务必调节情绪，以免增加心脏的负担。我时哭时笑，向他们陈述我从未患过心脏病，而是曾在超心理学中心做了手术。于是医生向我展示了超心理学中心的病历，显示我曾见过一位姓徐的针灸治疗精神疾患领域的专家。我怒吼着说这都是扯淡，其他人只是摇头，于是我的苍白记忆就被一次次从肚里掏出，然后溶解在厚厚的病历本的白纸黑字里。
我一再要求见徐博士。他的号比特需还难挂，需要医生的推荐。起初医生与父母不认为这么做有何必要，但最终他们意识到见他一面至少可以帮助我死心。我冲这位曾被看作压抑生活的救世主又紧接着背叛了我的超自然研究者横加质询，父母在一旁低垂着眼连声道歉，试图让我冷静，而徐博士劝着我们，就好像他对这样的场面早已司空见惯。
“但我做过测试对不对？”我不屈不挠地追问，“告诉我，我的结果是什么？是不是水平不够？不入你们的法眼？”
“数值都很正常。没有超自然的地方。你的生活完全是正常的，就是有些情绪问题。那些测试主要是看你的专注力的，有的也测试你会不会自我催眠。”
“你骗了我……”
“这是为了你好，你会明白的，孩子。”徐博士说，“不要沉湎于‘那些东西’了，你在上面钻得越深，越有害处。”
他的最后这句话倒是看上去非常诚恳，甚至透出一股深藏的、真切的悲哀。我猜想他见过一些比我更严重、更走火入魔的案例——病例——管他是什么，并对他们的下场感到痛心。我一时无话，在稀里糊涂的寒暄与客套中退出了这位针灸医生的诊室。
如今，我仍需要每三个月进行一次精神科复诊，每半年为起搏器做一次检查。但在放下了曾经混沌的记忆、不可触及的妄想与自命不凡的幻觉之后，我还是逐渐恢复成了那个快乐而无忧无虑的自我。再也没有怪事、空耗的精力与无休止的争论，父母那终年紧锁的眉头终于舒展，我们就像无数幸福而普通的家庭一样谈论着工作、社交、琐碎八卦与其他来自正常生活的事务。怪力乱神早已离我远去，只是偶尔在茶余饭后，让几个朋友对我在超自然与神秘学的丰富知识夸赞两句，然后一笑而过，不作深究，亦不加以详谈。
有时，我仍在过去的社区中看到新的“觉醒者”与“灵修”，就像当年踌躇满志的我。而这些讯息于我就像绝望者的呓语。我有时嫉妒他们能力在我之上，能够完成我未通过的考验，走向我未曾真正踏足的世界。有时又想着他们会面对与我一样的命运，他们的天赋在某个时间点被拦腰砍断。而大多数时候，我更相信只是每个人——包括我——都病了，种种生活中的症结和顽疾让大脑造出一系列惟我独仙的空想，无能而自卑的狂妄梦境。在那症结解开之日，便是他们回归自我之时。
在某些半梦半醒的时刻，当年已经深埋地底的事物就会簌簌作响着破土而出。在这些短暂的瞬间，我又坚信是某种植入物限制了我、扼杀了我，而只要下定决心处理掉它：不再去医院检查，或者干脆找一个黑诊所把它摘掉——所有一切不息的火焰、呼风唤雨的传奇与伟大而无人设想的路途就会回到我的身边。但在醒来之后，我仍会打开日历，确认下次维护起搏器的日子，以免忘了。
也许，那真的就是一个心脏起搏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