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是秋末，北风刮个不停，天空像一面电视屏，可是永远只有雪花。我坐在办公室里，看着手里的火车票，腐烂的声音在脑袋里震荡：那是站点外面的死水，二十五年前它开始腐烂，直到现在，像一团死火，蒸腾出带臭气的泡沫。
我听说万长春死了，丝毫不感到惊讶，因为万长春一直是个怪人，有一天把自己弄死也不足为奇。他是个蹩脚作家。他爱写些科幻或者恐怖小说，或者说基金会纪实小说。他每天到各部门收集材料，晚上改头换面，用黑条遮些机密，就改成了小说。他给记录添上描写，为项目档案续写一个故事，把文章传到观缪维基，自称为文字版模拟恐怖，可惜没人看那个。
万长春实习结束后，就露出“怪”的马脚来。实习结束的酒会，我们带实习生去吃火锅，准备搞一场联谊。饭桌上，我见了许多奇人，有人喝下麻辣的火锅底料，有人认楼梯做干儿，有人请同事吃下自己一根小指，但万长春是最怪的一个。他用手扣住杯口，滴酒不沾，却已然一个醉鬼，他说：“哥，我想找一艘UFO，咱深空探索部有啥资料吗？”UFO常有，三天两头全宇宙乱窜，许是外星人中也有不少失意者，需要兜风排解苦闷。问题并不在此，而是二十五年过去，万长春仍留有梦想，实属少见。
万长春不仅如此说，他付诸行动。每周天放半天假，总能看见他扛着长枪短炮，在站点各处穿梭。一来二去，老人们想起二十五年前的传闻，怕了，死活不让他驻站。主管不好办，刚开始让他跑外勤，后来太湖站点建设热潮刮到了24D。万长春被调到了太湖。那天他小心翼翼地去站点图书馆还了书，包括不少管理员都已忘却的馆藏，花了一天时间把那些书放回发霉的纸张间。我决定去为万长春送别，那天他穿着邋遢的大衣，觍着一张没睡醒的瘦脸，身后的包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那里面装着他几年来的珍藏。
我送了他速效救心丸，这有遗传学的考量，他爸猝死在管道里，没人知道具体时间。我看着他踏上火车，直到风沙般的人群把他淹没，才产生了失去朋友的实感。我跟着同来送行的人群散去，坐车回站点。车站空无一人。
最初的时候，我每天都写信向那边询问万长春的现状，有时候写给他，有时候写给半熟不熟的人。因此得知万长春还在写科幻小说；万长春准备排演一段荒诞小剧，准备向主管汇报；主管痛骂了万长春，但他仍准备把剧本发表；万长春当上了办公室主任。内容从这之后逐渐变得亦真亦幻，例如万长春在寻找UFO之类的信息层出不穷。他爸从不会像他这样，当他是一个管道工的时候，我仍能看见他在挖掘那一潭死水。黑泥翻上来，像水一样流淌。
他们为同一个传说努力着，现在轮到我受它的搅扰了。有时候是一个闪念，一个场景，更多的时候会有一个梗概。二十五年前，一个二级研究员被裁员，名额选得巧，不记名投票，打着民主的旗号考验人性。那位研究员不明不白地被推出来，当天就消失了，人间蒸发，再没找到。我不认为他们能找到，尸骸可能都已经腐烂，流动如烂泥，没人知道。
我走在站点外的土路，听见地下传来悉索的声音。管道工告诉我那是一场战争，当时我还是实习生，他早已从高级研究员成了管道工，因为他总是挖来挖去，找一些不存在的东西。他住在管道房里，穿蓝色背带裤，像一条邋遢的看门狗。他花了几年画出一张管道图，上面用红蓝两色标记，描绘出两军于下水道的激战。他说老鼠和蟑螂在管道中开战，争夺流过的排泄物。
之后站长知道了这事，出于情报安全上的考量收走了他的图。于是他一个月后死掉了，尸体糜烂，没人知道原因。他一直是一个奇怪的父亲，所以万长春能异想天开。我不行，我爸二十五年前就烧光了自己的藏书，从此再不能异想天开。
那几节油漆脱落，布满尘土的火车厢在站点里开来开去，没人会去往别处，也没人从别处到来。这个小地方没有发生任何事，也不再发生任何事，只有车上靠窗的旅人会为这几分钟的停留抱怨几句，然后从远方去往远方。现在轮到我被送上那列黯淡的绿色火车了，发车时我才意识到，没有人为我送别。
说来也怪，我从没有听管道工讲过那个传说。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刚入职，当个故事，一笑了之。第二次听是万长春讲的，他纠正了前人的一处错误。基金会后来找过很多次，痕迹也找到了，不过人带不回来，因为她乘上UFO走了，回外星球了。从那天晚上我就开始做梦，梦见一个中年女人，身材矮胖，工作服洗得发白，面目看不清晰，她低着头，太阳投下大块的阴影。土路的边缘崎岖不平，有些硌脚，她走过去，很多事闹不明白，土块松散，踏过留下一阵尘雾，迷乱了思绪。她仍在想，逐渐看不见归路，然而在事情明了之前，只能前进。
上车后我开始回想，看一点万长春在A120的生活影像。他的房间仍与在24D时一般无二，只是昏暗些，靠墙放着一张单人床，周围堆放着一些杂物：睡袋，一台被拆分装盒的望远镜，一些帐篷部件，老旧的大衣，几本《科学探索》杂志，翻得起了毛边。当我看完最后一张照片时，火车里打开了照明灯，昏黄黯淡，照得人发晕。
我闭上眼，试着想象万长春上吊的景象，脑子里总是我爸死掉的样子。身高只到一个小孩，佝偻着，像一只大对虾。他们那辈人死掉了都是这样，越活越回去，一辈子直不起腰。万长春他爹不一样，在管道里呆了小半辈子，从骨头上看仍然挺拔，不过肉都烂掉了。他一个人死在管道里，在半个月后，直到所有人都闻到下水道里无法驱赶的臭气，他们才想起来似乎很久没见到他，于是启开管道井。管道工死在管道里，他的尸体上爬满了老鼠和蟑螂，它们在大量的食物前达成了共识，腐肉融化流动，粘在水泥地上。我们把他一点点铲起来，送到焚化炉里面。老鼠和蟑螂在他的尸体里一同被烧死了，敌对的双方被一视同仁地消灭，这或许是他办到的最异想天开的事。
出站点后花了一点时间打车，司机少言寡语，我也干脆不说话，就看着窗外流逝的风景，尝试欣赏那些千篇一律的树木，重复的街灯，淹没在黑暗中的大厦，恍惚间感觉自己如同穿行在一处巨人城，有一种姿态，我确信从未在清醒时想到过，巨大的影子相互冲撞，在即将接触时又突然脱离，我逐渐发现这是一种冷淡，于是闭目养神，不再关注窗外越发单调的风景。
我一到A120安排的酒店，几个认识的人便把我约去了小饭摊，我们坐在马扎上，就着烤串开始叙旧。与其说是叙旧，更像是几个人的独白，对自己过去许久没见的日子的一点交代，我在讲述的时候突然感觉倾听者似乎只有自己。话题不可避免地发展到痛骂站点主管，管理制度之类，逐渐无话可说，就大口大口地把烤肉塞进去，同时有一句每一句地搭着话。没人提到万长春，我们忍受着逐渐乏味的话题，小心翼翼地避开所有人都已明晰的现状：不再异想天开，努力地与环境，与体制，与失败和谐相处。
那天我躺在床上，最终相信了万长春的话。那些天过得确实像是外星人降临，很多人不明不白地丢掉了很多东西。那几天网上写完作业，我爸会带着我去烧书。每次他都会扛着一个编织袋，像个赶上了集市却没把东西卖出去的小贩，我在后面跟着。焚烧炉旁边堆着不少人的珍藏，我爸会在那里把编织袋放下来，我把书一本本放进炉子，思维在其中平等地融化，在蒸腾的热气中低语，最终缩成红热的一团。我爸站在旁边，一眼不发，仰头看天，火光照在他的脖子上，烤干了流下来的液滴。二十天后，他和同事打成一片。
那天晚上我坐在太湖公园的长椅上，万长春穿着那件破烂的大衣，周身似有光辉，坐在我旁边，不停地讲述着他那些没人见过，也没人传说过的见闻。他语速很快，叙述混乱不堪，孩子气地仍带着自己当初写作时留下的印记。他向我讲述这个星球的历史，他说我们其实都是外星的流亡者，从某种灾难，某次战争中逃离。他说我们呼出带着二氧化碳的气体，改变了生态，其实地球上原本生存着巨大的蝙蝠，呼吸着含硫的空气。我点了点头。“是的，你说得对，”我说，“可是人们都忘了，没人记得，过去太久了。”
他向我露出微笑，开始向空中飘去，我追着他，岸边有树，在高处形成障壁，枝叶遮蔽了一切光芒，石板路黑而不平，我跑得气喘吁吁。万长春在某处停下，随即加速飞去，我想追上，可是有雾，浓浓地一片灰色，不见前路。身边唯有太湖，风吹过，送来一点波光。
我小心走入水中，坡度不急，但有杂物沉在水底，需留意平衡，水面处很冷，但脚底透出些许暖意。我慢慢向前走去，水没过膝盖，牛仔裤绷在腿上，很不舒服，我向后看去，水在驱赶，一下下击打着我的小腿，四周只有黑夜，只能继续前进。直到看到月色，我向前走去，月光透下来，清亮而温暖，像一只大探照灯。我知道那是UFO，我看过去，它伪装成月亮。我知道它还在等待，而在决断之前，唯有等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