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大学毕业之后就回到故乡继承了家产。我的父亲是一名地主，在故乡里有一块不算很大的地，上面有两百来口人，都算作我的资产，平日里我就靠这些农民租地为生。我平日在大学里学习就很一般，但所幸没有什么恶习，所以在毕业时我的双亲去世，故乡的庄园也无人看管的时候，我很顺利地继承了家业，不必受遗产监察部的骚扰。从此我就当上了世代沿袭的地主。虽然我不必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计，但我在大学里养成的习惯却不允许我终日闲置家中，对我来说，在家里看书或者烤火睡觉简直是折磨，于是我选择了出门打猎这条途径来打发时间。
选择打猎，更多的原因是因为故乡的娱乐活动实在过于贫乏。那些年龄大的旧地主经常在自己的庄园里开设宴会，邀请各地的上流人士，其实里面更多的是附近地主和地主的亲戚参加。这些人习惯于把肥大的鹅烤熟后吃进肚子里，然后一杯一杯地把葡萄酒灌进肚子里，逢人便说自己家的酒是正宗意大利产，但真要追根溯源的话，不过是封地三百英尺外的一座小酒厂所产。他们吃饭前经常有一段很长的相互奉承的环节，所以我很不喜欢参加这些活动。我和那些肥胖到坐在扶手椅上动弹不了的地主们没有共同语言，那些人也没有浪费过多的精力去邀请我参加。久而久之，我便脱离了这些人的社交圈层。
要喝酒的话，我更喜欢和穷人喝酒。穷人们没有多少钱可以用来喝酒，但他们又很喜欢喝酒，于是经常三五成群地聚在小酒馆里一杯接一杯的喝着店里酿的浊酒，酒里面就赤裸裸地飘着粮食渣滓，亮堂堂地摆给别人看，没有一点遮盖，因为根本没有必要遮掩。酒馆里往往还卖吃食，包括各种粗糙干燥的粗面包，外型怪异的水果还有些烤着的土豆泥，往往作为喝酒的配菜一同销售。酒馆里的农民经常大口喝着酒，然后大声聊着农活，自家的老婆，亲戚，或者别的各种他们能想到的任何事。但是这些交流通常在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就没有任何征兆的停下了，让那些不熟悉这些农民的人感觉莫名其妙，但是他们自己却觉得非常自然，话题停下后继续在那些外来人的注视下继续一杯杯喝酒，喝完后就醉醺醺地沉默走回自己的家。
有一次，我在打猎回来的时候遇到了大雨。当时我和一个被我雇来的帮手都没有带伞，又因为雨太大，不知道自己走到了什么地方，就只能一直往前跑，然后没过多久就跑进了乡边一个小酒馆里。后来我才知道，那块地方是我隔壁的一个地主的领地，所以我冒着大雨进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注意到我。当时的雨实在很大，我的衣服被浇透了，全身沾满了水。所以我只能把外衣脱了下来挂到酒馆的炉子边上烤。这时候，我雇的帮手，他叫奥姆德谢夫，请求让他去喝几杯酒，我正冷着身子，便同意了，和他一块去酒馆的柜台前点了两杯酒。奥姆德谢夫跟着酒店老板到屋后去打酒，我便坐在柜台前等他。
这家酒馆是那种故乡里惯有的布局，迎面就是一张木制的柜台，酒馆里摆着好几张木制的桌子，天花板上吊着一盏暗淡的灯，每张桌子上放着一个火炉，在酒馆里冒着热气，把屋外渗进来的湿气推出去。整间屋子里弥漫着被大雨浸湿的泥土味，酒馆的老板就伏在柜台上，桌子边上坐着的都是些穿着很不讲究的农民，他们穿着破破烂烂的，粗糙的脸上被酒熏得通红，不过在他们那黑红色的皮肤下显得很不显眼。这些农民有个特点，他们往往能在喝到意识开始出现模糊的时候，稳定地放下手里的酒，然后维持在这种半醒不醒的状态跌跌撞撞地走出门去，这些农民就好像有感应一样，能清楚的知道自己的酒量。我一坐过去，周边的一个农民就凑了过来，他以为我是家里情况好一点的农民，也就是所谓富农，这是我从他们对我说的话里看出来的。这个农民是这样对我说的：
“伙计，这么大的雨你们还出来，你们在干什么呢？我和你说吧，我老婆生病了，耗了我大把钱，我心里实在受不了，就跑到这喝酒。你受了这么大的雨，要喝点酒暖暖身子，不然感冒了怎么办？”那个农民一边喷着酒气一边嘀嘀咕咕地说着些不明不白的话，我安静地听着他说话，没打扰他。周围的人似乎都在喝酒，没有人注意到这边。
那个农民带着故乡人特有的外貌，脸皮很干燥，皱皱巴巴的，上面带着被匆匆洗过的粗糙的红色。他眯着眼睛，不知道是原本如此还是大量的酒精让他难以保持清醒，或者是酒店里温暖的空气和昏暗的灯光让他想要睡觉。他手指不停地戳着木制的柜台面，手指上面沾上了浊酒的酒液。他的眼睛很是浑浊，看不清他的瞳孔。
我一直听着他大着舌头一直说着话，而后面声音越来越小，终于变成了一阵阵的嘘气声。等到他不再说话了，我问他：“你跑出来喝酒，你老婆一个人在家怎么办？”
那人似乎感觉有点莫名其妙，带着醉意说：“管她呢，有孩子在呢。我倒是要喝酒。平时里喝喝酒，对身体有好处，这是谢罗夫告诉我的，朋友，记住了。”而之后奥姆德谢夫告诉我，谢罗夫是那边的一个赤脚医生，医术相当一般，曾经治瞎过两个人。而在我还在津津有味地听着眼前的人说着话的时候，奥姆德谢夫已经拿着打好的酒到了我身边，他一看到那人吐着酒气和我说话就厉声呵斥他：“干什么！对老爷放尊重点。”这一番话着实让我有些尴尬，那个可怜的农民一听到这话立刻就精神了，刚才还带着酒气的肚子瘪了下去，他几乎是自然地跌倒地上，全身哆嗦着，然后就扶在地上想要磕头。我没办法，看着他嘴里含着酒气说着些道歉的话，等着他磕完了，就叫他起来，说：
“你先起来吧。”我尽可能用温柔的语气说话，示意奥姆德谢夫暂时不要说话。那人颤颤巍巍地爬起来，然后看了眼奥姆德谢夫那布满青筋的，充满怒气的脸，身体不住地打颤，不知道是酒的原因还是奥姆德谢夫的脸让他这样。他一站起来，就不停地说：“老爷还请不要发火，我不知道老爷也会到我们这里来，早知道应该请您的。这，我，都是我不好。”他的嘴里不停地搅动着，试图捋直自己的舌头。
我打断他，说：“我不用你请，你继续说说你老婆的事，你刚才说到你老婆病了，怎么回事？”这个时候这个瘦小的农民就哑口不言了，只是一个人抓着凳子边全身颤抖，无论我怎么好言相劝他都不说任何有关他老婆的事情。后来奥姆德谢夫甚至恐吓了他，这更是让他浑身打颤，再不说话了，浑身在酒气蒸发后发出一阵阵的寒冷。我看他那副谨言慎行的模样，觉得实在好笑，也无可奈何，就叫奥姆德谢夫不要再管他了，只管自己喝酒，告诉他等到雨一停就走。等到我们喝完之后，大雨也停了，乡间的泥路看起来貌似也可以继续走。于是我们就出了门，出门的时候我回头看了看，那个农民似乎已经睡着了，趴在酒馆的柜台上没了动静。
我们从酒馆里出门的时候，天空上的云已经从漆黑的一大片变到了细小的一丝，而碧蓝的天空被大雨冲洗得干干净净，远处有三两只鸟从天空上划过，带着雨后的清新气息飞动着。天空的彩色的光照射在布满水汽的树叶上，散射出流光般的光芒，着实让人看不过来。道路上的车辙印和脚印里留着泥浆一样的水，上面漂浮着被大雨打下来的落叶，在清新的空气下和大地的背景映照下显得很顺眼，远处的泉水流动时发出清脆的咕咚声，而那些混合着雨水顺着叶片滴落在水面上的清脆响声，则让人感觉干净又明亮，浑身充满了自然被洗涤干净的气息。整张画面呈现出大雨洗涤过污渍的景象。奥姆德谢夫提着猎物跟着我走在回去的路上，走在路上的时候，我问他，觉得那个酒馆里的农民怎么样，他的回答倒也很直接，我听了不禁发笑：
“老爷，不管怎么样，这人丢下自己的老婆出来喝酒，是个纯粹的坏种。酒有很多杯，老婆是只能有一个的。更何况这人看到您发话还不做事，要我说，是您脾气太好了，对这种人就要切切实实地给他一拳。”他一边说着这些话，一边用力踩着路边带着水滴的车辙草，仿佛很为我愤怒一样。我没多说，慢慢地背着猎枪一路走着，听着泉水的清脆叮咚声回到了家。
去酒馆喝酒这种事并不是常有的事，那些老地主也不是每天都开宴会，更何况开了宴会也多半不会叫我去。与我年龄相仿的倒是和我交好较多，但是他们往往忙于家事，不是去找那些拖着不肯交地租的农民去催租就是要修补自己的庄园，他们矮小的石屋常常需要修缮。故乡的冬日极长，在这种常常落雪的天气里很容易让墙体被浸烂，经常有被雪水侵蚀得不成样子的房屋倒塌，所以他们的休闲时间也不多。至于和农民一块喝酒，除了偶遇大雨外特殊情况外，我实在是不方便进去到乡间的小酒馆里，也听不到什么有趣的内容。所以只有打猎是最让我感兴趣的活动。我常常出门打猎，偶尔和周边的地主一起，但大多数情况我都是一个人打猎为主。
打猎不是一项简单的活动，或者说要打到实实在在的猎物不简单，这是我长期打猎得出的经验。最开始我投身于打猎这项活动的时候，自认为打猎不过对猎物放枪的事，但总是无功而返的结果给了我一个教训，往往出门一整天，却什么都没带回来，反而浪费了很多火药和铅弹。那些赶车路过的附近领地的地主在路上看到我空手而归的时候，总是会笑着和我打招呼，说：“嘿呀，今天又没有打到什么东西？”然后不等我回答就大笑着挥着马鞭驾着车就走了。他们往往带着一种高我一等的轻蔑，或许是认为这样一个在大学里读过书的人不会在打猎上却连他们的尾巴都摸不着，便有些肆意地嘲笑我。而我也没有办法，手里提着的几只不像样的松鸡确实不适合拿来作为反驳，所以只能默默看着他们一边笑一边驾着车跑走了，心里打定主意下次要拿到看得下去的猎物。
但是路上的农民却不一样了，他们基本不会主动和我打招呼，通常是我主动向他们说话，而且是我说一句，他们便回一句。他们大多手指干裂，脸色发紫，常常沉默地在野外干着活。有段时间我打完猎回来碰到我领地上的农民的时候便要主动打招呼，因为隔壁的地主阿多夫洛斯基就常告诉我，要了解自己的农民，要让他们慑于自己的权威。我对此不可置否，但是我本人长得并不凶残，也不了解什么厉害的话术让人感到威慑，本心也不愿意恐吓别人，所以这些建议我虽然收在心里但实在无法实现。后面这项活动就慢慢变成了和农民聊天说地，也成了我了解他们的一个方式。
有一次我和我领地上的雇农阿比德连洛夫带着打猎时打到的为数不多的几只野物和松鸡回家，阿比德连洛夫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农民，也是个好猎手，他虽然脚有点跛，但几乎百发百中。我们在路上遇到了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老农在树林边拾捡树枝，他穿着一件用一根草绳系起来的衣服，全身裹满了木炭灰。他捡完树枝后就把手里的细柴捆成一把，丢在一旁的干净的石头上。那块树林属于我的财产，所以我看到那个农民在捡树枝的时候，不免有些在意。我示意阿比德连洛夫先不要着急往前走，然后我往那个农民那里走，直到我都到他身前了他都没注意到我，于是我大声地说：“老人家，你在干什么？”因为我直到走到他身前才发现这人年纪比我想得要大得多，脸上的皱纹明显多普通的农民一圈，在这些沟壑里面塞满了污垢。
那个农民很是迟钝，听到我说的话后很缓慢地地转过了身，看到我在低头看他，便说道：“老爷。”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这个老农就是我领地上的农民，我平时实在不注意领地上的人都有哪些，这时候听到他叫我老爷，心里不免有点尴尬，于是接着对他说：“你在干什么呢？”我用着很大的声音和他说话，因为眼前的人看着不仅活动迟钝，而且耳朵也有点聋态。
那人一边缓慢地把手里的细柴放下，然后接了话：“老爷，我在捡柴。”他一边说一边艰难地把柴拢在一块，把雪从石块上扫干净。
“你家里没柴火了吗？”我大声地问他。
“不是的，老爷，我家里有柴，但是很可能哪天大雪就会盖住了柴火，到时候在去找柴就来不及了。”那个农民非常小声地回了我这句话，仿佛身体和说出来的话都被冻僵了。
“你家里没有其他人了吗，你的儿子，女儿，还有别的亲戚，他们在哪呢？”我很大声地说着。
“老爷，我的儿子，女儿都死了，我和阿金住在一起，没有别人了。”他很是有些迟钝，说到自己的儿子女儿的时候似乎冷漠异常，让我不禁怀疑是不是故乡寒冷的冬日让他的血也变得冰冷。
“阿金是谁，他现在还好吗？”
“老爷，阿金很好，他每天都好好地吃饭，我喂他什么吃什么。之前他生病了，我找泽洛夫徒，他很快就治好了阿金的病，我们过的很好。”他还是一幅冷漠的模样，但是我却有点不同了。泽洛夫徒是村子里的兽医，他只会治牛，马，或许还有别的动物，但是他完全不敢治人，有人拿着刀逼他他都绝不会动药。想到这里，我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也不愿再多说消耗他的精力，就把那个老农丢在那里，让他继续在那里捡柴。那个农民看到我不再说话后也不惊讶，也许是遇到过的怪脾气的老爷太多，早就习惯了。所以他只是一直看着我，等着我走开。这件事是阿比德连洛夫之后告诉我的，他说那个老农一直直勾勾地盯着我，直到我和他一块走了才回头。我对这件事不怎么在意，但是这个农民冷漠的神情确确实实让我有了些许印象，仿佛带着对冰冷的土地天然的憎恨一样，让我记忆深刻。
之后我还是继续打猎。我的故乡在一片荒芜的土地上，气候寒冷，每到冬日白色的大雪覆盖了大地的时候，各种野兔，山鸡和那些长相稍显怪异的猎物出没在树林中的时候，我就会带着我的猎犬出门打猎。有时候是一个人去，有的时候我会雇一两个人驾车或做帮手，这些人很乐意接这份差事，他们自己也很喜欢打猎。很多时候，我打不到什么猎物，偶尔有几只松鸡或者斑鸠被打下来，都直接分给了猎犬吃了。不过打不到猎物并不是我的负担，我靠收租就能过活，打猎更多时候只是我的消遣，偶尔当年收成不好，收来的租不够的时候我才会出门打猎找吃的，不过这终究只是少数情况。
我的猎犬大多长得膘肥体壮，但里面有一只从我父亲手里传下来的猎犬，它有一身棕红色的毛，背上有黑色的斑点，很温顺，长得很是瘦小，但是跑得出奇得快，也很机敏。我曾经试着给它起过名字，但是每个名字它都很不满意似的，无论如何都不听我们用取的名字称呼他，一来二去几次，我们干脆放弃了起名的想法。它常在我们都没注意到猎物的情况下狂奔，等我们到了猎物在的地方时就咬我的裤腿，告诉我猎物就在那里。它那瘦小的身材完全没有影响它敏锐的速度。
它鼻子的灵敏和它那瘦弱的腿所拥有的速度相比简直不能比较，我每次和客人谈到这只狗的时候总是会说：“看它的模样，别看长得不怎么样，跑得倒是很快！”这不是吹牛，这只狗在我看来仿佛有魔力一样，它经常在发现猎物一瞬间就飞一样地蹿出去，然后低着头跑到我的面前。要是猎物小的话，它就直接叼着猎物回来，要是猎物太大，它就跑到我的身前，向我轻轻地吠叫，示意我方位。曾经它在我什么都没看到的情况下猛蹿了出去，而回来的时候嘴里已经叼着了一只松鸡，我实在不能不对它的速度感到震惊。
而这只猎犬现在已经没办法再跑那么快了，更多时候只能懒懒的躺在犬舍里。每到有生人来的时候就大声吠叫，提示我有人来了，更有时，他甚至能通过叫声的不同来告诉我来的人是谁，着实让我感到惊讶。不管怎么说，它是一只很机敏的狗，而且绝不只是狩猎本能发达那么简单。我的管家婆告诉我，这只狗是我的父亲在野外捡回来了，就在家里一直养大，后来跟着父亲打猎，散步，或是和朋友聊天时，我父亲都会带上它。当我们说这些的时候，这只狗就躺在一边，似乎明白我们是在说它，它默默地盯着我们，鼻腔里冒出丝丝的热气，不时点点头，仿佛在认同我们的对话一样。而它那独特的幽绿的眼睛在深邃的眼眶里冒着绿色的光，它那在晚上看来就像猫的眼睛，则平白为它增添了一分神秘。
打猎的兴趣来得很快去得也很快，有的时候我都已经换好衣服出了门，却突然打消了打猎的念头，这时候我往往会一个人在田野间里散散步。故乡的下了雪的道路上总是布满了脚印和车辙印，在路边常有农民捡落在地上的枯枝，我明白他们是想靠这点树枝烧火取暖，但是他们常常在暗地里干这些事，不知为何不愿光明正大。而每当我想问问他们自己的情况的时候他们就含糊其辞，嘴里吐着带着乡音的话语，经常让我有些摸不清头脑。我常想，故乡里的农民是不是一直如此，世世代代都遗传着这种有些呆板的灵魂，仿佛一个抓住他们的幽灵一样。
我有时和住在隔壁的地主安罗夫图斯一起去打猎。安罗夫图斯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长得很高大，鼻子也很大，留着大胡子，他养着一只很大的狗，用很大的盘子和叉子吃饭，可以说，他身上没有一样东西和大不挂钩，几乎每个人见到他的第一印象都是他是一个健壮且勇敢的人。但他宽广的身躯里却只有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灵魂。这话不是我说的，是安罗夫图斯自己亲口告诉我的：“我这人就是这样，想读书却读不进去了，只能做一个没文化的人。”安罗夫图斯家里有一个很大的书柜，就放在自己的地下室里，书柜里面塞满了各种书，从小说到英语词典无一不有。每次安罗夫图斯一时兴起想看书的时候，他就会从柜上随便抽一本，然后坐在壁炉前盯着书看五分钟，之后的结局要不是把书丢下出门去了，要不就是睡得鼾声震天响。有一天，安罗夫图斯的书柜被老鼠啃出了一个大洞，他从书柜上抽书的时候看到了柜后面的那个洞，惊讶地说不出话来。在他看来，自己是天天看书的，老鼠却还在他的眼皮底下啃了书柜，这着实让他有些气馁。“看来老鼠比我更喜欢书。”安罗夫图斯常拿这件事跟别人开玩笑，我听到后也跟着附和地笑了几声，而这笑声里有多半是对安罗夫图斯所笑的。
安罗夫图斯是一个正宗的地主，一生没有到过县城之外的外地，最远也就是在县城里买些生活用品。安罗夫图斯从小受到的是地主们最喜欢的私塾教育，他的父亲请了三个老师教他，都被他请了回去。不是因为安罗夫图斯太过顽劣，就是被他暴躁的脾气吓跑了。其实安罗夫图斯脾气并不很差，只是他看自己不喜欢的东西的时候容易发火。不过也许是因为这件事，之后安罗夫图斯多次想要再读书，却始终读不下去了。我和安罗夫图斯一起打过好几次猎，也曾失手放跑过好几只猎物，他还是和和气气地和我说话，也不怪罪我，有时间就来找我一块打猎，或者一块去散步。
从传统意义上来说，安罗夫图斯是一个非常合格的地主。他对自己手底下每一个农民都很熟悉，甚至每个农民家里有几口人，每个人生活得怎么样，家里有多少租要交都一清二楚。我经常为他惊人的记忆力而感叹，但他却记不住任何一张报纸里的报道，让人不敢相信。有人开玩笑说安罗夫图斯能记住一篇报道就能在他那里赢下二十可鲁，结果自然是那人毫无意外的赢了，这也愈发证明了安罗夫图斯的令人惊讶的特性。每次安罗夫图斯在野外，或者在自己领地的酒馆里看到一个欠了租金的农民的时候，都会非常严肃地低声喝道他的名字，然后厉声说些要他赶紧交租之类的事情，这些话往往把那些农民吓得不轻。这倒不是因为安罗夫图斯有多计较那些租金，而是因为他擅于抓住那些农民，或者说驾驭他们，这种高超的技巧着实让我感叹。
每到年末快过年的时候，安罗夫图斯就会煮好一大锅米粥，让自家的马夫驾着马车拖着粥到欠租的人家门口。他不直接说收租，而是看那些有孩子的家就把孩子叫出来，让他们把粥喝完了，然后让家里的大人也喝粥。那些没有孩子的就把老人叫出来喝粥。到这时候，安罗夫图斯就直截了当地把脑海里的账目数字报给欠租的人家听，那些没要到的租往往都能收到，而那些实在交不起的，安罗夫图斯就会打好欠条，来年收了第一次粮食后就立马过去催租。安罗夫图斯一直以自己脑子里的账目为准，他有一个长得极瘦的管家，总是会提醒他有哪些人忘记收租了，他在一阵思索后发现有自己实在是完全忘了的账目，就直接告诉管家勾销算了。别人都说安罗夫图斯做这事是为了卖弄，是为了图一个名声，因为每次都会有人在酒馆里说安罗夫图斯的那些慈善事，听得安罗夫图斯自己也很得意，他常对人家说：“我是以自己为准的，不在乎这点钱。”我却觉得安罗夫图斯干这件事一半是因为他真的不在乎，一半也是想当一个阔达的读书人，至少要做到看起来阔达。
安罗夫图斯很喜欢打猎，而且是真的很会打猎，和我这种大学生出身的半吊子不一样，他每次出门打猎都会带着一车猎物回来，就由他的一个长得又瘦又高的仆人负责驾车，他就跟着车走。安罗夫图斯不喜欢坐车，他更喜欢坚硬的鞋底踩在松软的泥地的感觉，或者是踩在雪地上的咯吱声，所以他常常是一个人跟着马车走回了自己的庄园。每到天气明朗的时候，安罗夫图斯就会带着自己的猎犬出门打猎，或者说是和我一样，为了消遣。所以当他发现我也喜欢打猎的时候，他便每每有时间打猎或者散步的时候就来找我，邀请我去呼吸野外的新鲜空气。
在我们一起走在原野上散步的时候，我们常去故乡和河边上，那里的水流常被冰雪覆盖，浮着一块又一块的浮冰。我们就沿着河流一直往下走，在最底下是一块河滩，然后再便逆着河流一路走回来。我们一起散步的过程中经常会看到一些在田间农作的农民，站在田里弓着身子劳作。安罗夫图斯还是做他那老一套，见到欠租的农民便吆喝一声，吓到那些农民后便满意地点点头。在散步的时候，安罗夫图斯通常会带着一支手杖，他腿脚很好，根本没有他爬不上去的山。我问他带手杖干嘛，他告诉我是因为他想显得更有文化。因此我在心里更觉得安罗夫图斯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
有一次，在一个冬日的上午，天空灰蒙蒙的，安罗夫图斯到了我的庄园口邀请我一块去野外的小路上散步。那时候我正在书房里打瞌睡，听到他正粗着嗓子和我的管家婆说话，便赶紧穿好了衣服到楼下去。安罗夫图斯裹着大衣站在了门口的草地上，他一看到我就说：“走吧，今天很适合散步。”我不知道安罗夫图斯到底是根据什么判断的天气合适，今日看起来似乎并无不同，只有源源不断的微风吹在脸上时还略有一点舒适，但我还是跟了上去。
我们顺着乡间的小路往河滩上走，天空灰蒙蒙的，周围不时有鸟鸣声响起。乡下的道路在昨夜大雨的冲刷后很难走，一是因为本来乡间的泥路就已经被人畜踩踏得难以行走，再加上大雨冲刷了路上的泥土后更是成了一滩烂泥，简直寸步难行。过了一会后，实在受不了那些烂路的安罗夫图斯便建议我们去他的领地那边去散步，我没有拒绝，跟着他往他的领土那边走了。
走在小路上的时候，一个脸上布满灰尘的农民从远处跌跌撞撞地向安罗夫图斯跑过来，他停下后浑身发颤地站立在我们面前，手指悬在半空中想抓住什么一样。那个农民喘了好大一口气之后才说：“老爷，您快去看看吧。彼得托罗夫斯死了。”说完后，他低着头不停地喘气，仿佛花了很大力气，快要闷死一样。
安罗夫图斯听了他的话后面色很不好看，他冷着脸，用力地跺了跺手杖。听完那个农民说的话后，他先是撇了我一眼，看到我似乎并没有什么不满的神色，就扭过头看了眼那个农民，冷声地说：“怎么回事？”
“老爷，彼得托罗夫斯在林场砍树的时候，突然就倒下去了。他的斧子砸到了他的手，溅出了好大一滩血。我们到那里的时候，彼得托罗夫斯已经只有进去的气了，我们就把他扛回了他的屋子里，他老婆还在洗衣服，我们把她叫出来，她一看到彼得托罗夫斯的样子赶紧让我们来找老爷您和大夫。我们先找了大夫，可人还没来彼得托罗夫斯就咽了气。现在他是不可能活了。但刚死的彼得托罗夫斯还有人气呢，脸上好像还有活力一样。还是请您先过去吧。”那个农民用断断续续的声音尽可能说清楚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安罗夫图斯越听脸色越沉，挤起来的皱纹几乎挤占了他的整张脸。他埋着头不说话。站在他对面的那个农民喘了好一阵气后跌坐在地上，一直大口喘着粗气。
安罗夫图斯脸色很不好看，在我以为他马上要大发雷霆的时候，他猛吸一口气，鼓起来胸膛，然后突然吐出那口气，压着嗓子很镇静地对那个坐在地上喘着气的农民说：“别着急，我会过去的。你先去告诉彼得托罗夫斯的老婆，要她把家里收拾干净，我马上就去。”说完后，他大声喝斥着农民，让他跑着去把消息送过去。我们就这样一直看着他那黑色的破棉衣最终消失在了我们视线的边际。
那个农民消失后，安罗夫图斯就转头看向了我，很不好意思地和我说：“这怎么办呢？我马上要到彼得托罗夫斯那里去了，现在你怎么办？”我告诉他我可以和他一块去彼得托罗夫斯家，正好我也没有什么事要做。安罗夫图斯听完后想了一会，最终同意了，于是我们就顺着泥路往彼得托罗夫斯家里面去。在路上的时候，安罗夫图斯沉着脸色不肯多说话，我也不愿打扰他，就自己一个人看着路途中的景色，聊以度过时光。乡间小路的两旁的泥地上布满了碎石块，不时有微风从上掠过。
我们很快就到了彼得托罗夫斯的居所附近，他家住在一个非常寒冷的石屋里，屋外堆着大把大把的木柴，屋后冒着烟，彼得托罗夫斯的尸体就躺在了屋子的正中间，他的老婆站在尸体的旁边。安罗夫图斯刚到石屋外，就有好几个人从屋外的泥地上朝他围了过来，一边打着颤一边说：“老爷，您来了！快去看看吧，彼得托罗夫斯还没有死。”这些人大多都是老人，他们不停地嘀咕着彼得托罗夫斯的事情，有几个人看到我和安罗夫图斯一块过来，推测我也是个地主，就冲上来围到我身边，说：“老爷，您说说吧，那么大一个人，怎么会突然就死了呢？”我没出声，因为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回应这些固执又偏激的农民。
安罗夫图斯沉着声音说：“走开点！”然后他奋力挤开了身边的人群，人群看到他不愿再搭理自己，便转而找向了我。我很无奈地站在了原地听着他们说话，直到一个长得很魁梧的男人把人群驱散，然后把我带到了彼得托罗夫斯的尸体前。那个男人非常不好意思地说：“老爷，你在这里待一会吧，我们实在没有招待您的地方了。真是不好意思。”我问他是谁，他说他是彼得托罗夫斯的弟弟，我看了一眼躺在床上的尸体，尸体的脸被白色布盖住了，看不清长相。于是我只能回答说让他自己去忙，我自己可以照顾自己。他听到我说了这句话后，舒了一口气，用力地应了一句；“那我走了，老爷。”
彼得托罗夫斯的老婆站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她穿了漆黑的衣服，漆黑的长裙，连鞋子都是深黑的墨色，她站在那里，就仿佛和被烟熏黑的墙融为了一体。她的眼眶红肿，长着冻疮的双手不停地扭着自己的关节，安罗夫图斯就站在她面前不停地说着话。我之前说过，故乡的农民大多是极其呆滞的，他们只在你提问的时候才会回答你，而且往往不会说很多，只会冷漠的粗糙的回答一些，然后就沉默着再也不敢回应，这些情况在年老的农民中更加常见。随着年龄的增长，心中的冷漠愈发明显，此时此刻的阿娜斯娅，也就是彼得托罗夫斯的妻子，正是如此。安罗夫图斯每说一句，阿娜斯娅就会低声回应一句，除此之外再无回应。感情似乎已经在这个冷漠的女人身上消失了，她那带着厚重冻疮的双手也许在安罗夫图斯来之前还泡在冰冷的洗衣水中，带着冰冷的肥皂液就站在了彼得托罗夫斯的尸体前。
我不愿去猜测阿娜斯娅到底是什么想法，但那些聚在门口的老人明显比她更加热情。或许那些老人也并非热情，而是需要一件事去消耗那早已扎根在骨髓的冰冷，消除那几乎伴生的冷漠，亦或者只是一种无关痛痒的行为。我看向了阿娜斯娅，心里想着她眼角的泪水痕迹到底代表了什么呢，在彼得托罗夫斯的葬礼上，她的手指上只有红色的指环。我抬头看了看房间漆黑的角落，不知道安罗夫图斯到底在问些什么，只隐约听到了他们说的只言片语：
“阿娜斯娅，你真的要马上举行葬礼吗？。”安罗夫图斯的语气里似乎有些烦躁。
“是的，老爷。”阿娜斯娅有些不耐烦地说。
“你找了神父吗？既然葬礼马上就要举行，这些事情一定要准备好。”
“老爷，我想先说的是，我们的地租的事。您知道的，我们家里只有彼得托罗夫斯算是劳动力，没有他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了，还请您稍微宽恕一点时间吧。之前欠下的租金，我们也希望您能开恩。”阿娜斯娅冷冰冰地说着，她几乎没有往彼得托罗夫斯的尸体方向看一眼。
“这些事情我会考虑的。现在我想问，你找了神父没有？”
“我还没——”
“那好，你把这里打扫干净，我去带做饼的神父来。”
“那麻烦您了。”
后面的内容我没有听见，因为阿娜斯娅开始更低声地说话，安罗夫图斯的声音也越变越小，直到最终安罗夫图斯从侧门跑了出去后，房间里变得悄然无声，而阿娜斯娅则一个人站在彼得托罗夫斯的尸体旁，什么也不做。阿娜斯娅的冷漠态度让我感到很惊讶，我不明白作为彼得托罗夫斯的妻子，阿娜斯娅为什么表现得如此冷漠，仿佛与死者并不相识一般。我实在无法理解，便干脆不再向那边看，而是转过身子看了看房屋的门口，外面的天空越来越暗，微弱的冷风从屋外灌进来，然后冲到了我的脸上。我不由得缩了缩脖子，发现在石墙的角落里有两个脏兮兮的小孩盯着我看，他们都很瘦，全身布满了灰尘。他们很快就发现了我在看他们，怯生生地不知道干什么好，我有点好奇，就对他们招了招手，叫他们过来。
一个穿得很单薄的年轻人看到了我向那两个孩子招手，便跑到那两个孩子面前，说：“老爷在叫你们呢。”然后推着就把两人送到我面前。走近了看才发现，这两个孩子脸上也已经带着故乡人惯有的冷漠了，他们站在彼得托罗夫斯的尸体旁没有一点害怕，而是别着嘴，一副无所谓的模样。两个孩子直勾勾地盯着我的眼睛，一句话不说，那个年轻人有些着急，便说：“向老爷问好，快。”见孩子没有回应，伸手便要打两个孩子，我伸出手制止了他，然后对两个孩子说：“你们是阿娜斯娅家的孩子？”
两个孩子始终不说话，我只好转头看了看那个年轻人，他发现我在看他后连忙回答说：“是的，老爷，他们两个就是阿娜斯娅的孩子。快，和老爷说几句话。”两个孩子还是不说话，冷着脸看着我，手指捏着自己的裤子，眼睛里冰冷异常。我又问那个年轻人：“这两个孩子知道这件事了吗？”年轻人对这两个孩子似乎并不在乎，他回答说：“没关系的，老爷，我们会告诉他们的。”而在我和那个年轻人说话的过程中，两个孩子一直板着脸盯着我，这更让我觉得实在没有办法让他们搭理我，只好挥了挥手让他们离开了。那个年轻人看到我不追究他们的责任，便连忙带着孩子到了另一间屋子里去。留下我一个人待着。
不久后，安罗夫图斯回来了，他的身后紧跟着一个被包裹在一身黑衣里的瘦削男子，双耳冻得通红，这个男人就是神父。安罗夫图斯把神父叫去了石屋的后面，然后又回到了放着彼得托罗夫斯尸体的屋内和阿娜斯娅说话。他们站在了彼得托罗夫斯的尸体旁，把盖在他身上的白布掀开了一个角，然后看到了彼得托罗夫斯的脸。彼得托罗夫斯确实保留着人的生气，他的眼睛还是睁开的，嘴巴还在不停地张开和闭合，喉咙里发出粗糙的，难以辨认的声音。安罗夫图斯低下了头，把耳朵凑过去，试图去听彼得托罗夫斯到底在说些什么，他就这样沉默地听着。外面的冷风越来越大，周围的人群纷纷裹住了自己的破衣，在飞动的鸟群的呼唤下，远处传来了呼啸的风声。乡下的天气变得很快，随着大风袭来，刚才还稍显舒适的空气立刻变得冰冷。
随着空气越来越冷，一个很瘦小的男人端了一盆火炭来，放到了我的身前，说：“老爷还请先烤烤火吧。”说完后，我朝他点了点头。他便用木棍挑松了炭火，让火苗窜了上来。然后走到了房子的一个角落里蹲了下去，留下我一个人烤火。过了一阵后，安罗夫图斯那边似乎已经安排完了葬礼的事宜，他走到我的身边，把手罩在火焰上烤着火。我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安罗夫图斯瘪了瘪嘴，说：“阿娜斯娅什么都不知道，彼得托罗夫斯的身上被砸了一个很大的洞，血几乎都流干了。”他从地上摸起一根树枝，拨动着火盆里的木炭，火苗窜动了上来，然后说，“现在要举行葬礼，彼得托罗夫斯没有多少时间了。”
我听了他的话很是好奇，说：“彼得托罗夫斯不是已经死了吗？”安罗夫图斯说：“是啊，但他身上还有一丝人气，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刚想说些什么，嘴里却含含糊糊的。听来听去，只能听到他和阿娜斯娅说些家常，仿佛还没死一样。他一看到我只是喊了我一声老爷，不知道怎么回事。你是大学生，有学问，这是怎么回事？”我摇了摇头，这种事情确实是闻所未闻，安罗夫图斯看到我说不出所以然，也不再追究了，只是不停地拨动着火盆里的火苗，火苗随着他的拨动越燃越大，安罗夫图斯的眼神里很是烦躁。
这种事情又有谁遇到过呢？我想了很久彼得托罗夫斯到底是怎么了，但终究不明白。但是我在看到他死后依旧睁开的双眼时突然有了一种奇幻的感觉，彼得托罗夫斯不同于我在大学实验室里见过的死人，他的眼神里充满了冷漠，是一种无所谓的冷漠，这种冷漠充斥着周围的所有人的身上，阿娜斯娅，他们的两个儿子，还有彼得托罗夫斯的弟弟，甚至是那些曾围在我身边的老人。门外的冷风越来越大，把盖在彼得托罗夫斯身上的白布吹的呼呼作响，从白布下钻出的冷风从彼得托罗夫斯的身上带走了尸体的温度。屋外的草地上还有未消融的白雪，被风卷起来，洒到了屋内的地面上，我只能一面对着火，一面对着寒冷的大风。无所适从之下，我便问安罗夫图斯，彼得托罗夫斯不是还尚存一丝人气吗，那现在举行葬礼岂不是有些着急？安罗夫图斯只是摇头，什么也不说，表示他不想继续纠缠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对彼得托罗夫斯也好，对阿娜斯娅也罢，安罗夫图斯似乎都只感觉到了无比的厌烦，这种厌烦或许并不来自他们自己。
过了不久后，那个瘦削的神父过来找安罗夫图斯，他们低声说了几句话后便一齐走出了石屋。而后，安罗夫图斯带着阿娜斯娅回到了石屋内，在阿娜斯娅手里提着一大筐饼。安罗夫图斯接着把我叫了起来，转身从阿娜斯娅的手里接过了两张饼，把其中一张分给了我，并嘱托我一定要吃完。说完后，他又让阿娜斯娅去把饼分给周围的人群。
饼很不好吃，是冷的，饼里还夹杂着沙粒和没有碾干净的谷壳，但是我还是艰难地把饼塞进了嘴里，缓慢地吃完了。我吃完后，安罗夫图斯还在缓慢地咀嚼着难以下咽的饼，他一直紧皱着眉头，仿佛在想着什么一样。阿娜斯娅从屋里端来了两杯水，让我们喝下。等到安罗夫图斯艰难地吃完了饼，他把手杖递给了我，示意我帮他保管。
周围的人群也在啃噬着那些干巴巴的饼，老人们用自己所剩无几的牙齿用力咀嚼着，然后用力吞咽下去，混合着阿娜斯娅分给每个人的山泉水。这是故乡葬礼的仪式，我不知道到底为什么要吃饼，而且是这种极其难吃的饼，无论在富人家还是农民家庭，每当葬礼进行的时候，人们都会吃下这种坚硬的饼。这项古老的活动似乎已经脱离了象征意义的载体，而是变成了混合在故乡人的血液里了，成为永难割舍的一部分。
彼得托罗夫斯的尸体在冷风的吹拂下越来越冷，安罗夫图斯走到他身边，为他施了临终礼，然后举行了葬礼的仪式。安罗夫图斯一个人便完成了葬礼所需要的一切仪式，神父则作为他的下手参与其中。这并非因为他对这件事多么热情，反而在他的眼中更多是一种对这件事的无奈和烦躁，但他却不得不做，以及由此产生的无可奈何的心理。我一直一个人站在尸体旁边等待着仪式的完成。葬礼的过程很简单，几乎没有几项程序，所有的工作仅限于祝福，施礼，擦干身子，除此之外就没有任何仪式性的活动。但是令我意外的是有很多人都到了葬礼上，在本应镇静，悲伤的葬礼上，他们的脸上却都带着一阵突兀的冷漠，他们就这样围在彼得托罗夫斯的身边，什么也不说。在人群中，我看到了彼得托罗夫斯的两个儿子和那个年轻人低着头，两个孩子冷冰冰地啃着手里的饼，年轻人则看着彼得托罗夫斯的尸体发愣，不知在想什么。安罗夫图斯已经成了整场葬礼的领导者，他的眼中隐含着一丝浅薄的厌烦，透过视线流了出来。在人群中时，我愈发感觉到沉默的空气的沉闷，快要窒息一般，就从人群中钻出了房子，站在了门外的泥地上呼吸着冷的空气。
在我从石屋里出来后，屋子里突然响起了歌声。这是一种旋律悠长的歌声，歌声随着风的吹拂逐渐扩大，从细弱逐渐扩大到震耳的巨响。这些歌声从不同的人的嗓子里发出，各种音色的嗓音一齐歌唱着，带着故乡特有的冰冷的气息，然后一齐冒出来。我不能形容这种声音是热烈的，或者是悲伤的，在我看来，它更像是一种平稳的歌声，是一种不带感情色彩的，是扎根在这些农民心里的东西，就像与大地长存的冷漠一样。农民们颤颤巍巍地唱出了歌声，代表着彼得托罗夫斯的死亡被最终确认，彼得托罗夫斯就这样在人群的歌声中被宣告了死亡。在越来越急促的歌声里，我几乎听到了人群的心跳声在随着旋律不停提高，然后混合着远处吹来的冷风，给我以圣洁而俗陋的印象，是的，歌声的旋律给我无比的圣洁，但是农民的粗重的嗓音却让它沾染了俗陋的一面。伴随着冷风急促的呼啸声，歌声越来越高，然后混合着鸟鸣声，风拂过树冠的声音，交织在了一起，然后冲击到了天空之上。我无法想象他们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唱着这首歌的，是怀着怎么的想法在看着彼得托罗夫斯那怪异的死状时大声歌唱。
这时候的天空突然暗淡了下来，一声极响的鸟鸣声就在远处的树林里响起，激起一大群飞鸟从空中掠过，黑色的鸟群穿行在冬日冰冷的风中，仿佛给葬礼宣告了结束。屋内还在唱着歌，保留着一丝残余的音乐余韵，而在我看来，葬礼已经完成了，我朝周围看去，安罗夫图斯也从人群中走出来了，只留下农民们还在围绕着彼得托罗夫斯的尸体歌唱。在寒风中待过了一阵后，我提议离开这里。安罗夫图斯先是一愣，但思考了一下后便同意了，于是我们就在歌声中离开了彼得托罗夫斯的家，把歌声留给了彼得托罗夫斯一个人。
我和安罗夫图斯在岔路口分别了，无论如何，今天已经不再适合散步或者别的消遣活动，所以我们各自回了家。到家后，我一直在想彼得托罗夫斯死前到底在想些什么，他保存在胸口的生气为什么只是些寻常的家务，阿娜斯娅到底是怎么想的呢，两个孩子为什么在躲避我。后来我想了很久，发现这些问题其实都是一个问题，为什么这股和冻原一般的冷漠会如此顽固地存在于故乡的人们之中，带着令人疑惑的触感。我对此不得而知。我常有些同情地看着这些冷漠的人们，但很快又觉得我不配给予这样的同情，因为我没有为彼得托罗夫斯唱那一首歌，不曾去聆听彼得托罗夫斯的胸腔的灵魂之声。
我一直想着彼得托罗夫斯的事，后来天彻底黑下来后，我把围巾裹紧了，裹上了大衣，到了房子外。夜晚的天空已经变得明朗了，不再有乌云遮蔽了天空，皎洁的月光洒在了地上，我盯着月亮看，看着月面上的流转的彩光逐渐逸散，感受着从野外吹来的冰冷的风。直到月光被云层遮蔽后，夜鸦在树林中嘶叫，犬舍里的猎犬开始吠叫的时候，我也就回到屋子里睡觉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