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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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二月初偶然迎头撞上了那个故事。那时天气尚且冷暖不定;凉气与温热像黑凉粉与白凉粉的杂糅,搅拌得再是均匀,也混不出纯净的中间色。油香的小面馆正接着爬满零散迎春花的土墙,另一侧接在贴着店面出租告示的理发店,也接在了多米诺骨牌样令人扫兴的城镇气中。门是玻璃门,推不开,拉不开,我与一览无余的面馆内部只隔着这扇透明。站在窗口的是猪肝色的男人,眉毛粗,腹部膨胀,胳膊却细长,像是两根麦秆;后方掌厨的是大红色围裙下穿着米黄色毛衣的女人,和前台的男人看着像夫妻。他们和我隔着六张供给食客的木桌,木桌上油光发亮,玻璃台面下压着营业执照和几张假钞。

门推不开,拉不开。我试着往两边挪,门顺着预定的轨道才终于咧开一道缝隙,扑面的冷气钻心刺骨,从脖子、袖口处往肌肤上钻,一瞬间的刺激,也只有一瞬间。尽管披在前额的刘海挡住了冷气的侵袭,我还是想到了超市门口的软门帘——一群穿着红衣的顾客拨开整体风格协调的白色软门帘,闯进淡雅得像世外桃源的室内。我便一手关上门,一手扫了扫刘海,也正在这时,她朝角落里指去,引着我的目光落在一块石头上。

石头方正得像廉价的塑料玩具,上方深深刻下的波浪状花纹显得它更加廉价。我不禁想它是否是一场仪式的遗留物,或者某扇隐匿着怪异之物的门的锁。她说我的想法是正确的——看见石头下的箱子了吗,里面藏着一个人的尸体。

尸体,谁的尸体?

一个小女孩的尸体。

石头下确实是箱子,木箱,但不像盗墓电影中藏着金银的暗箱。它像一个附赠品,附赠品的意思就好比,在某一场婚礼里,你被分到了一份喜糖,喜糖你很快便吃完了,但有一块糖的盒子还挺有趣,像玩具——你便想到了你热爱这样的小饰品,你收集硬币,收集瓶盖,而它恰好也能成为你的收藏物之一。那个盒子便是附赠品:盒子作为糖的附赠品,糖作为一份喜糖的附赠品,喜糖作为婚礼的附赠品。你一眼就能看出,那个盒子并不是以“盒子”为设计目的的产物,这样的东西,就叫做附赠品。那个木箱也是如此,一眼便能看出那只是另一种场合里的垃圾。

她对我说,那个小女孩,是这家人曾早夭过的孩子。因为那具尸体,这家人疯了。这个面馆也是附赠品,为了让这群已经疯了的人看上去并不那样疯。它不是商业的产物,而是仪式的产物。

她指着后厨的女人,说:那个女人名叫淑慧,生长在一个窒息的家庭。淑慧的人生分为四个阶段,一是上幼儿园之前,她受着家庭传统思想的折磨,从一个人被视为一个物;二是学生阶段,她发现有一个环境足够暂时性地逃离家庭,那便是学校,像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她在这个阶段逐渐有了梦想,期望着将来工作,彻底地逃离家庭;三是工作阶段,她迎合着家庭的期望嫁了一个男人,做着小餐馆的生意,又用了十个月生下一个女孩;四是现在的阶段,那个女孩死了,她也疯了。那个女人唯一的执念,是找到早夭儿的尸体,一口口吃下,期望着十个月之后,那团血肉重新变成她第一个女儿。

她的讲述似乎跳过了很多。我隐约不安,坐到木桌的座位上,双手压在格子裙上,一遍遍地朝膝盖上捋。她当然觉察到了我的不安。按裙子一直是我不安时才有的表现,而格子裙给这种“摆脱不安”的游戏加上了一些趣味性的规则。横线,竖线,呈那样的角度,褶皱应当穿过方格的顶点,落在椅子上的部分应当正好和一条竖线重合。

我问,那个女人为什么疯了?

她说,因为那人是附赠品,在家庭眼中,是那个死去女孩的附赠品。虽然附赠品并不依附于真品才有价值,但命运的涨落让人看清自己依附于什么之后,人总是会疯的。

馄饨,一碗十个,八元。我希望汤不至于太烫,然而我对温度并不耐受,等馄饨上到我桌前,汤凉下来,我吃完,不知道要多久。前台的男人朝后厨喊:小份馄饨。空调的冷气像相声的包袱,冷不丁朝我身上喷来。我浑身哆嗦,才发觉我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镇定。

如果只是这种真假未定的惊悚故事就让我发抖,那实在是并不应该。所以是冷气的缘故。这不是矫饰,而是诚恳的判断。从刚才开始,我就受到这氛围影响了,从推门开始,毕竟我没想到这门是往两边推的,而寻常中的异常总会令人不安。

她指着那个男人,说,他叫杨福,他在寻找那个女孩的尸体。

话音在空气中悬浮,后厨里一阵下楼梯与打闹的声音,一会儿三个小孩从里面冲出来。两个男孩,一个扎着辫子的女孩,看上去才一二年级。他们手里抓着塑料小车和乐高小人,彼此笑着用车撞小人,用人撞小车,用车撞小车,用人撞小车。三个人在并不宽敞的过道里撞来撞去,笑声像恼人的鞭炮。

她说:杨福想找到女孩,是因为他以为女孩还活着。他当然知道女孩死了,但他以为女孩复活了。因为,某一夜他在床边看见了梦游的女孩。女孩穿着宽敞的白衣,型号明显大了一整圈。男人吓了一跳,想叫住她,但失败了。女孩像鬼一样从他面前走过,走出卧室,走出过道,往楼下走。男人想喊女人醒来,但没喊醒,怎么推都不醒,他只好一个人从卧室出去,跟着女孩下楼。一下楼,看见的不是女孩,是另一个小学模样的女生。他又被吓到了,但一眼认了出来。那就是他的孩子,只不过他的印象还留在孩子的生前。几年了,孩子长大了,在卧室时宽松的衣服反显得紧。但这些都是梦,他醒来却以为自己的女儿已经回到了尸体上,一定要找到尸体,给她穿上梦中看见的衣服,女儿便回来了。

我问,那你呢?

她说:我是放上那块石头的人,我一直都知道尸体在那,但我不能让尸体被看见——现在的家庭非常稳定,已经疯了的人反而看着不像疯了,何况那三个孩子,还需要受照顾。一个人腐烂完了也无所谓,只要影响不到其他人。这三个在两个疯子之下长大的孩子,却完全没有受到疯的影响。你看,这一家,不还是挺温馨的吗?

女人端着漫着热气的馄饨,从后厨走了出来。我不知道受什么样的心情驱使,望着女人的面庞。她的肤色有一种真实的脂肪感,既不至于像滤镜下的美人那般白,也不至于像田中耕作的女人散发着暴晒的味道。那是在厨房里被同化了的肤色,尽管油,但真实而健康。我难以想象这样的人会是故事中那个疯女人。

请慢用。女人这样说,声音带着小地方镇民独有的好客。然后,她接着回了后厨。在木桌间打闹的几个孩子又是大笑又是尖叫,推推搡搡,忽然另两人把穿着蓝黑色毛衣的男孩推到木桌上了。男孩的后脑勺磕在角上,木桌以极其刺耳的声音被推动了,桌脚抵着故事中的箱子,难听地大力震动。

男孩发出并不扎心的嚎叫。小孩怎么能哭得让人心痛呢,他们只是因为疼才哭,没有生理本能之外的演出。真正的钻心刺骨,是不需要大声的。

但我的注意力并不在此。箱子动了,挺立的石头歪斜着倒在地上,瓷砖或许裂了,没看清。箱子也翻倒于地,箱盖咚地掀了下来。

我没有任何兴趣看箱子中是什么,只是一个人站起,用滑稽的动作堵上耳朵,以免听到任何声音。不是不能看不能听不能想,一些我本来就知道的事情我本来就知道,本来不知道的事情也本就不知。一点血迹就能证明一场凶杀,一条讯息就能证伪一个意见,任何信息都束缚了可能性。

我移开门,一个人逃离了这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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