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年近40的单身男性，韦尔希宁先生的作息规律得令人惊奇，他每天早上六点准时出门跑步，风雨无阻，此外，他也从不在招待会以外的场合碰一滴酒。考虑到韦尔希宁先生家境优渥，前途光明，这样良好的生活习惯在一些人看来颇为可取，美中不足的是，韦尔希宁先生几乎从不在领事馆馆舍内吃晚餐，每天下午五点半，他就会像早上那样离开馆舍，随机选一家小饭馆解决他的晚饭。他虽然几乎不去任何价格稍稍昂贵的餐厅，也不在餐厅里喝酒，但在一些人看来认为这无异于浪费钱财。
冷战结束二十余年后，像韦尔希宁这样借着外交官身份作掩护，活动于大城市的情报人员已经不用像他们的前辈那样，担心着无时无刻尾随着他们的苏联特工，生怕因为自己的一点疏忽，导致运作多年的暗线被捕。或多或少都放松了警惕，而喀山也不算要害之地，就像GOC中国分部喀山站的人员对自己的评估一样，这里是流放地，培训营和养老院。说实在的，没人愿意在喀山分配太多资源，就为了搞明白明尼哈诺夫在某场会议上说了什么，大家都在费尽心思地节省经费，毕竟不是人人都有国中之国的地位，这世界上大多数情报机构还得靠本国财政部门拨款。
整个领事馆只有寥寥数人知晓韦尔希宁的真实身份，在领事馆的外人看来，韦尔希宁在工作以外的地方无趣得近乎不近人情，他俄国式的名字在此处也格格不入，自他的家族来到法国已经过去了近百年，但尼斯当地的邻居还会称呼他们为”那群俄国佬“。韦尔希宁从没有真正融入领事馆的氛围，他平常并不住在馆舍内，他在市区别的地方租了一间80余平米的公寓，乘公交车上下班。
和他同乘47路公交车上下班的还有在丽郡酒店上班的娜迪亚·奥尔洛夫，但二人从未见过面。2014年11月18日清晨，娜迪亚乘首班车路过图卡亚广场站时，她透过车窗注意到，图卡亚广场站的候车长椅上放着一个黑色的帆布公文包，那个文件袋在她的视野里停留的时间不超过一分钟，她并未多加注意，娜迪亚猜想可能是头天晚上某个醉汉将他的公文包丢在了这里，现在它的主人还未醒来。
47路公交车的首班车开走两分钟后，一位下夜班的保安路过那里，注意到了公文包的存在，他趁周围没人在意，捡起了公文包。这名保安认为自己能在公文包里找到些钞票，最起码也能从失主那里要到一小笔感谢费，所以他离开公交车站不到50米，便迫不及待地打开了它。
保安没想到，包里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只有一叠文件，文件首页打着红色的С.И字样，他猜想那两个字母的意思是Сверхсекретная информация（绝密资料）。保安就像捡到一块烧红的烙铁那样，将公文包丢弃在地，慌忙离开了现场。
又过了七分钟，一些住在大运村宿舍的学生从第二班47路公交车下车，走向不远处的喀山联邦大学，他们中没人注意到躺在地面上的公文包。
早上7点26分，一位清洁工借着刚刚爬出地平线的太阳注意到了地上的公文包，由于保安将公文包丢弃时并未拉上拉链，那份文件掉在外面，那位清洁工只受过中学水平的教育，但他能从文件的格式上看出事关重大，他将文件装进公文包，交给了他找到的第一位巡警。
早上7点44分，韦尔希宁乘车路过此站，外面的天色已经大亮，人行道上风平浪静，那个公文包就像投进大海里的一颗石子，造成的影响早已消失无踪。
早上8点51分，俄分终于收到了资料泄密的消息，在那之前，GOC，FSB，GRU都已对文件内容进行了记录，在泄密的消息送到列昂尼德手上30分钟前，文件的副本被一辆黑色的奔驰防弹轿车带进了克里姆林宫的红色宫墙后。
那份文件正是塔莉娅·洛帕特金娜提交给拉迪米尔的报告。
来自高层的命令和文件包本身一同被送到了基金会在喀山的站点，不用看，列昂尼德都猜得到命令的内容，无非是尽快揪出泄密者，减少影响，必要时对相关的帷幕外人员执行记忆清除等。如果这件事发生在莫斯科，那么俄分会第一时间组织起一个由总部内卫总署代表，莫斯科站点行政总管，作为半个当事人的情报司六处处长拉迪米尔，远程出席的三处处长列昂尼德，外勤部门负责人和其他一众相干或不相干人等组成的委员会负责调查工作。紧接着，莫斯科所有已被探明的情报人员都会受到起码四名外勤特工的监视，同时还伴有全天候的技术监听，从CIA站长到智利国防情报局象征性地派驻到俄罗斯的倒霉蛋，无一例外。
但事情发生在喀山，喀山没有那么多受过反情报训练的外勤特工，但喀山的优势在于，这里的环境比莫斯科，圣彼得堡或摩尔曼斯克“干净”得多。
基金会的行事方式是，每位可能牵扯到此事的人员在被确定清白无辜前都会有两名外勤特工负责监视，范围缩小后，监控嫌疑人的外勤特工数量会上升到8人，其中两人负责步行跟踪，两人乘车，三人负责检查此人的所有电话，赛博足迹和实体邮件，一人负责寻找此人可能留下的任何线索，随手丢弃的烟盒，垃圾桶，碎纸机吐出来的废纸屑都会被送去实验室留档分析。
这名特工还要负责在嫌疑人的办公室，车上和家中安装监听设备。在四十年前，基金会使用的监听设备大小还有如一枚硬币，二十年前是一粒大豆，如今，基金会配备的窃听器只有油菜籽大小，但音质却有了质的提升。隐蔽性的提高也带来了坏处，基金会没有能在如此小的设备上存储信息的技术，这种微型窃听器只能将收到的音频信号即时发送至最远250米远的地方，而且信号强度会被砖墙严重阻挡。所以，在嫌疑人的日常活动场所四周，一定会有伪装成各种物品的转发站，由它们将收到的信号转发至负责技术监听的特工手中。
在找到证据后，外勤部门并不会立刻抓捕他们的犯人，只有在确定了犯人的上下线后，穿着FSB或其他强力部门制服的俄分特工才会上门抓人。
但是这一切都建立在基金会确定了嫌疑人的基础上，列昂尼德的计划是先由实验室从公文包上提取指纹，皮屑和其他有可能存在的线索，借此定位嫌疑人，如果这种方式失效的话再出动外勤进行排查。
当天中午12点17分，实验室从公文包上提取到五个人的指纹，一个属于那名捡起公文包又将其丢弃的保安，一个属于那名上交公文包的环卫工人，还有三个属于当地警察。附近的监控摄像头也未拍到携带黑色公文包的可疑人员，通过技术条件直接定位嫌疑人的尝试宣告失败。
基金会很快找到了已知接触过公文包的所有帷幕外人员，并排除了他们的嫌疑，很幸运，通过对他们的问询，基金会知道，从保安打开公文包到公文包回到基金会手中，包里始终只有一沓由订书钉钉起的报告。
11月21日，在一场大阪召开的招待会上，一名美国领事馆的官员无意中聊起了那座山脉中的村庄，招待会上的日分特工虽然不知道泄密事件，但及时将对话内容报告给了日本分部，日本分部随后向基金会总部询问了相关情况，俄分这才发现这次泄密事件所影响的范围已超出俄罗斯境内。那名外交官随即被召回国内，而日分特工在接受记忆清除后获得了嘉奖。这场招待会带来的影响是莫斯科方面在总部的压力下组织了一批特工，在内卫总署代表米哈尔·克莱斯基的带领下前往喀山，22日上午，克莱斯基和列昂尼德组织了针对此事的特别委员会，加大了审查力度。
对公文包的原主的排查遇到了困难，这种公文包在Ашан商场只要不到800卢布，并不是新秀丽或皮尔卡丹出产的高档产品，2013年，超过两万个一模一样的公文包在越南胡志明国际港装船发出，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卸船入关，这条线索宣告中断。
11月16日下午1点整，拉迪米尔批准允许档案室收录塔莉娅的报告，这份报告在当天下午四时从莫斯科出发，发往全俄各地，喀山站点在当天夜里十点前将报告录入了自己的数据库——这类高密级信息向来是不上网的，使用U盘将文件从数据库专用电脑转移至其他计算机上也是禁止的。根据规定，如果有员工要阅读这份报告，首先要向上级提出申请，然后由专人将报告影印出来交给申请者，在申请者阅读完毕后6小时内报告必须被销毁，该员工全程不得离开站点。
从11月16日下午到11月18日凌晨，整个基金会俄分有42名工作人员申请了报告的复印件，列昂尼德原本计划秘密监控有嫌疑的人员，防止他们察觉到基金会已经知道了泄密事件，但内卫总署的行动让泄密事件变得人尽皆知，他担心泄密者会主动切断上下线，停止活动。
克莱斯基提出，那位泄密者在偷带文件时必定有所取舍，蛇之手和MC&D这样的组织不会对山沟里的村庄感兴趣，他建议交叉比对过去一个季度中，所有申请过基金会西亚方向分析报告的4级人员，这样以来，嫌疑人的范围便大大缩小了。
在11月23日中午12时之前，特别委员会就成功锁定了嫌疑人：喀山站有一位挂职于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的客座研究员，在11月17日，他申请了塔莉娅报告的复印件，但并没有自己去取，而是指派他的秘书去档案室取打印好的文件，在这个过程中，档案室管理员并没有按规定，使用不透明且加有一次性封条的文件袋，而是使用了普通的透明塑料文件袋，导致秘书看到了报告的标题和密级。
第二个疏忽发生在那名客座研究员去吃午饭时，秘书借口上午的工作尚未完成，留在了办公室内，而客座研究员没有遵照保密条例，将涉密文件锁入临时保险柜，让秘书有机会和文件同处一室，秘书随即使用办公室内的复印机复制了文件，并将文件绑在身上，靠冬季的宽松大衣遮盖痕迹。在当天下午下班时，安保人员只检查了秘书的随身物品，并未执行严格的搜身程序，于是，文件便被带出了站点。
锁定过程并不复杂，在缩小排查范围后，来自莫斯科的特工注意到那名客座研究员的办公室内有复印机，而正常来说，整座站点的文件都必须在专门的复印室进行处理，经过对比，复印机的耗纸量和送去焚化炉焚化的碎纸的重量差了170g，大约相当于40张办公用A4纸。
事情的结果是客座研究员被处以记忆清除后辞退，当天值班的站点安保和档案管理员被处以停职处分，三年之内不考虑涨薪或升职，负有监督责任的列昂尼德和那座站点的主官停发年终奖，并处以相当于他们三个月薪资的罚款。处于泄密中心的那名秘书则交由列昂尼德审讯，务必挖出他的上线身份。
但是，把塔莉娅报告丢弃在公交车站的人的身份和动机仍然是个谜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