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是大卫·罗森菲尔德，但所有认识我的人都叫我“弄臣”。如果你从来没来过Site 19，你大概听说过某些关于我的恐怖段子–例如我是个杀手、怪兽、或者更糟的东西。依照基金会外的世界所知，我是所有这些东西以及其他更多东西的集合体，此外我已经死了很长一段时间了。知道我全部故事的人没剩多少，所以我想借此机会澄清一下我是谁、我从哪来、而为什么我会是我——给你一个机会了解真正的弄臣。
我于1938年出生在纽约外的一座小镇上，而我想麻烦自我出生的那一天起就没停过。我的父亲是纽约城里的显贵，第五大道上的大银行家，他用尽全力让自己中看。我是双胞胎中的一个。我的兄弟雅各有着我父亲期盼的一切天资，从头到脚每一根手指都是，而我——好吧，套用他的话说，“这个绿皮肤的怪胎绝对不是我所罗门·罗森菲尔德的儿子。”医生从未见过我这样的情况。就是到了今天，在基金会的任何一个人看来也是如此。
你看到了，我是个地精。我知道，地精不是个科学术语，但如果你拿着我的照片给一群学前班小孩看，他们也会告诉你同样的答案。我全身的皮肤都是绿色的，和牛蛙一样，糙得就像皮革。我只有四英尺高，有着黄色的眼睛，还会在黑暗里像猫眼一样反光。我的指甲如爪尖长，牙齿也是如此。我全身上下没有一根毛发。这样的我不太可能适合去犹太学校——当然我也从未去过。
家庭之外的世界以为我在出生的那天就死了。父亲花钱请了几个人给我开了张死亡证明，而当我长到断奶时他又把我锁在地下室里。我在那里睡觉、读书、吃饭、所有一切，孤身一人。要是有人来了，我要么保持安静，要么就得等着在事后挨一顿痛打。他们喂给我的是残食和酸牛奶，要是我病了他们也只会叫我自己撑过去。我就这样在我自己的家里当着一名囚犯。
母亲尽可能地对我表示爱护，但父亲只会在他发现时对她动怒。她会偷偷塞给我书，时不时还会有些好吃的。有段时间她还让我养起了一只猫。我叫他“指套”，全身心地爱护他，但有一天他跑了出去再也没回来。恐怕父亲或者雅各对那可怜的小家伙做了什么糟糕的事。雅各比起父亲好不到哪去。我总是觉得这是某种讽刺——地下室里的绿皮怪物独自坐着只求能有个伴，而楼上那好手好脚的孩子却成了个混蛋和暴徒。
到我十五岁时我终于受够了。我受够了毒打，受够了孤独，受够了吃下腐食隔天再吐出来。我决定必须在这房子杀死我之前逃出去。逾越节的晚上，就在父亲和他所有的好友、合作伙伴以及城里来的各路人士共进晚餐时，我只能独自坐在地下室里，只有些松软的卷心菜和陈腐的面饼可吃。我开始竭尽全力地制造吵闹。喊叫、踢架子、打碎盘子、把东西打得稀烂，一切能引起注意的事我都做了。不一会儿楼上就传来一阵吵闹，随即就是他前来开门的声音。我站在那等着他来抽我，但是早有准备——在门开的一瞬间，我对着这混账的正脸狠狠地来了一拳。他就像砖块一样瘫倒在地，我跑了。冲出门外、冲到街上，冲进夜里，瘦小的地精，孤独，饥饿，惊慌——但自由。
那晚我睡在公园里，醒来时饥肠辘辘。我等了几周才等到机会离开那该死的地方–但我该做什么？我从别人家的后院里偷了几件衣服，一件大衣和一顶帽子。我立起衣领把自己的脸藏起来，让别人看不清我的长相。我到处游荡，想搞清楚我要上哪找吃的、要如何活下去。我不知道父亲有没有在找我，或者母亲，或者警察，或者别的谁，但我清楚我必须离开这座小镇。我开始沿着道路走向郊区，远远地，我听到了风笛声。我从未听到过、也从未见过，但我读过很多书，也在收音机听了足够的屁话，我知道这声音意味着什么——有马戏团在镇上。哪个马戏团会缺怪人秀呢？
我找上老板毛遂自荐。当然我在年龄上撒了谎，坦白地告诉他我想加入怪人秀。他打量我整整十五分钟，问了我几个问题——能玩杂耍吗？能唱歌吗？能打架吗？会魔术吗？他本不屑于雇佣一个没经验的新人，但我让他相信我没有穿着戏服，他说可以给我找份活干。
接下来的两年里我跟着马戏团周游各国。一城接着一城，我从未想象过自己能看到如此的地方。我不怎么独自出行——围观者太多——但我还是在这里结交了几个朋友。好吧，我甚至和一个叫安妮的侏儒结婚了——看着她踩在玻璃上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刻，而就算我们都觉得不该有孩子，这也不妨碍我们在猎奇的观众们散去后找找乐子。对我而言，马戏团比我原来的家更像个家。
最开始我叫“怪物男孩” ——他们让我穿上缠腰带、脖子上系着链子，我要做的就是扮成个疯狗，对着那些路过我面前的人猛扑。有时他们还会在我的嘴边涂上假血和白沫。一开始还算有趣，但这还不足以让人愉快。对我而言吓吓人并不难–人们看到我时吓一跳实属正常反应。我花了很多时间向周围的同事们学习各种技巧–摔跤、走钢丝、变魔术，等等——但我一直默默无闻，一直到1959年我们的一位小丑博金斯因在酒吧斗殴入狱，老板要为晚上的表演找个替补。我主动站了出来。老板一开始不太确定，但我向他请求，向他展示我所学到的东西，他有了个主意。他在戏服箱里翻找了五分钟，拖出了一件小丑服和一件似乎是用儿童睡衣拼成的蹦跳服。那天晚上，就在那马戏团帐篷之下，“地精弄臣”诞生了。
那个周末我作为弄臣表演了八场，场场爆满。当观众们拥挤在座位上，我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在我的整个生命里，人们只会对我表示恐惧、厌恶和恶心。而现在，他们却很高兴。博金斯在六个月里就被雪藏，我成了戏团里最大的小丑（当然，这个说法很形象）。他们甚至开始把我印在海报上——“快来看，独一无二、举世闻名的地精弄臣秀将在中环举行！”我们回到了纽约市，我甚至去艾德苏利文秀1上表演过一次。生活很美好——但就像书上说的，有时欢笑，有时也会悲泣。
1964年的六月23日——第一起杀人案发生了。一位高空秋千演员在我们进入圣路易斯的第二天死在帐篷里。他的双眼被挖走，皮肤就像被巨爪抓过一样撕成了一条一条，帐篷的墙上用血写着数字一——我有不在场证明，我整晚和安妮待在一起。然而这之后人们看我的眼神变得十分有趣。
接下来的三个晚上又发生了三起杀人案。驯狮员、独轮车手以及一位小丑，死法一模一样，墙上也还是写着血字，一，二，三，四……所有人都想知道谁会成为下一个，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起我来。老板说警察找不到证据证明这是我干的，但为免万一他还是让我待进了戏团边的“监狱”帐篷里，还派来大力士奥马尔看着我。我感觉我又回到了父亲的地下室。
那天晚上我在一阵尖叫声中醒来。是安妮的声音！我叫醒了奥马尔一起冲进了她的帐篷里。那里很黑，但我还是能看到她受了重伤。那里站着个人，比我要高，手上带着金属做的爪子，正抓着她。奥马尔用手电照向他的脸，我认出了他——是雅各！我告诉奥马尔退后，像真的怪物男孩一样蹦到他面前。三十秒内我把他的手背在了背后，要不是警察及时冲进来、分开了我们，我已经用自己的爪子撕开了他的喉咙。
我因恐怖行为和试图谋杀被扣留在派出所。我感觉我的下场不会太好，但我终究没上法院。第二天晚上我被人从牢房里带走，送进了一间无窗的车里，到了早上，我已经在Site 19了——之后一直在这里。博士们对我做了各种测试，告诉我我怎么是一个“独特的遗传物种”和“对一种已灭绝的智人祖先的返祖表现”，以及一大堆我搞不明白的科学名词。我为我的案子辩护，他们却告诉我说他们知道我是无辜的，雅各已经认罪了——他在电视上看到了我的表演，决定对我的逃跑实施报复。我问道我何时能离开，他们告诉我永远不行——我必须被保护起来，远离“平民”的世界，因为我的存在是个异常，对普通人而言也是个威胁。这肯定不是头一次穿着试验服的人对着我这样的人这样说了。
他们把我关进无窗的房间里，只在测试时放我出来。我又一次、又一次回到了地下室。比回到地下室更糟。三周后我试图用床单上吊，于是他们把我列入自杀监控下。他们派了个心理医生来，我对他直截了当地说了真相——我的整个童年都在一个箱子里度过，现在我又在箱子里了。我一生中最好的时光、我唯一真正幸福的时光，是在舞台上让人们欢笑时，而基金会让我再也没有机会这么做了。
医生有了个主意。其实最近以来我不是唯一一个想了结自己的人——Site 19工作人员的自杀率最近在不断升高。他说这份工作很艰难，有时人们会想不开。很多在站点工作的人一待就是24小时，没什么东西能让他们调剂一下。也许欢笑是最好的药剂？于是事情就这么定了——每周四晚，Site 19礼堂将上演弄臣脱口秀。
我花了几周时间适应-脱口秀和扮小丑还是有些不一样的-但在我搞清楚状况之前观众已经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当然，我的工作有时也会有些压抑——他们可是士兵和科学家，不是蓝发老太太带着孙子在欣赏周日午后场。很快观众就多到我们必须一周表演两场。员工士气提升，自杀率下降，我也再一次高兴了起来。我告诉主管我得时不时读读报纸、看看电视——梗必须要保持新鲜。一开始只有三个台，之后十二个，再之后三十个，再之后是几百个，再之后有几百万人能从网络上跟进我、找到乐子。我一点不明白互联网是怎么回事，但博士们还是让我看到了最新的视频，让我能跟上时代。
于是我就这么度过了过去的45年。最终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工作，表演缩减到一周一次，之后两周一次。现在是一月一次，但我还是能在Site 19的礼堂里吸引到观众——我听说他们甚至搞了个 “直播用网络平台”，无论那是什么，总之其他基金会站点的人员也能来一起看了。我已经娱乐了三代基金会人，让他们在为保护世界努力时保持理智。
几年前一个叫Able的人来到了Site 19。我不知道他有着怎样的故事，但我想他不是个一般人——全身都是纹身，说话时就像恨不得杀了你一样，脸上的表情从无改变，除了工作训练什么都不关心。一个新兵用一整周的餐后甜点打赌说我逗不了他。我用尽全力地为他表演了一次，最后还是输了赌注——但在我离开舞台时，我敢发誓我看见他嘴角挤出了最轻微的上扬。
医生上周告诉我我得了癌症。我想这是遗传吧——我最终得知我的母亲在88岁时因此去世。他说预判结果还算乐观因为发现的早；但考虑到我“特殊的身体状况”，这充其量也只是瞎猜而已。周四我会接受检查，之后他们会决定送我去化疗或是怎的。最后，我你会说我的一生很幸运。这不是个标准的美国梦，但从被关在地下室到用自己的方式感动千百人，就算到我死时基金会之外没有人会知道我，我想我还是能说我已为这世界做出了些许改变。我不知道我还剩多少年，但无论如何，我会将它们全部投在我最爱的事业上——给人们带来欢笑。
——大卫·“弄臣”·罗斯菲尔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