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锋再次提出会面请求时，来的不是刘青，而是赵恩明。
他习惯性地观察着这个年轻人：中等个头，中等身材，穿着看起来像是新华社统一配发的红色冲锋衣，牛仔裤，运动鞋，黑框眼镜加短发，站在街道上的人群里毫不起眼，如果他是个俄罗斯族那就更好了。
他背上的是个博牌双肩包吗？
赵恩明四处张望了一下，藏锋也伸长脖子，顺着他的目光扫视了一圈，想了想，喀山还有第二个黑湖公园？还是湖边的哪条长椅上也坐了一个东张西望的中国人，也没啊？
赵恩明在看到藏锋后，绕了一大圈才走了过来，他把背上的包甩到胸前，试探着坐到了藏锋身边，那副神情就好像他担心这条长椅会随时断裂，把他抛进无底深渊一样。不过藏锋好奇的是另外的问题：
“找什么呢？“
赵恩明似乎不太适应这种自来熟的谈话风格，刘青和站里不知什么原因，并未对面前这个基金会职员进行心理画像，他传来的情报如石沉大海一般，没在国内激起任何波澜。他似乎也不在乎自己手上情报的价值，为了这份韦尔希宁的半公开资料——赵恩明相信随便哪个会法语，脑子灵活一点的人都可以在一个月内从法国人那里搞到比这份资料详细得多的东西，他已经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死信箱里有时是一个装着文件副本，带着某个高级雇员签名的信封，有时则是一个U盘，装着某个地下设施的设计图。
藏锋其实很清楚赵恩明在找什么，他在找有没有跟在他屁股后面的特工，说不定在来之前，他已经把喀山市内运行的所有公共交通工具都坐了一遍，警惕性值得赞赏，但没什么用，敢于跟踪基金会特工的组织都不会这么轻易被甩掉。几乎可以确定，附近什么地方一定有人盯着他们两个，随时准备将二人会面的所有细节报给列昂尼德下属的某人，藏锋管不了，也懒得管，但他不介意赵恩明用这种方式自我安慰。
列昂尼德手下确实有一个特工小组在观察着二人的会面，不，不是公园里推车卖华夫饼夹冰淇淋的那个小贩，他就是个来城里讨生活的切尔内乡下人，他的不锈钢桶里装的就是普通的，标注纯奶实则奶粉制成的冷冻甜食，秘密在他头顶上的那个潘太康牌闭路电视摄像头，树脂玻璃罩内的镜头正对着会面中的二人，一条电缆从球型云台底座上牵出，顺着中空的铸铁灯杆埋入地下，将视频信号转给200米外的公园管理室。本该坐在温暖的管理室椅子上打盹的管理员现在在室外感受着喀山市那比莫斯科更寒冷的北风，而公园的负责人则站在靠门的地方，带着一位好公民在这种场合应当表现出的恰当的热切，看着聚在显示屏前的黑衣人。
这些黑衣人符合他对苏联时代克格勃特工的一切刻板印象，两个小时前，这些人举着GRU的证件推门而入时，管理员飞快地在脑海中将自己这些年来做过的所有昧心事都过了一遍，当他听到这些人只是来征用监控设施而不是来找他麻烦时，管理员的态度立刻从惶恐转变成了恭敬。
领头那人一直紧抿着嘴，盯着屏幕上二人的动作，与对象会面的那人看起来有些焦躁，不停地调整着自己的坐姿，闭路电视摄像头的分辨率和拍摄距离并不理想，看不太清二人更细致的面部表情，谈话内容则需要等他们离开后，去取回安装在长椅后花坛内的录音机才能得知。
“我的腿酸死了。”一名特工抱怨到，其他人没有接他的话茬，眼睛死死盯着显示屏那头的二人，时间已经过去了近10分钟，预想中的肢体接触或物品交换仍没有发生，他们只是单纯的坐在那里，像朋友一样聊天。
他们看起来也并不像是要用无线网络传输文件的样子，分配至本组的技术人员正在监听整个街区的wifi通信，每一个民用设备能检测到的访问点都已被修改，指向了监听工具，一旦有人选择链接，技术人员就能绕过安全协议，抓取链接者试图通过wifi发送的数据，甚至直接冒充对话，但这也没发生。
又过了一分钟，那名背着双肩包的目标站起身来，朝着公园出口的方向走去，带头的特工这才想起安排其他人员前往替换地铁站安保人员，对那人背着的双肩包进行检查。而另一人就坐在那里，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公园另一头后，才站起身来，从花坛里拽出一个火柴盒大小的匣子，对着屏幕后的众人挥了挥手，然后右臂猛地一甩，将匣子丢进了湖里，塑料制成的防水外壳在水面上起伏了两下，终于伴着涟漪，不甘地沉入了湖底，特工们不用看清他的表情就能知道，这个人脸上一定挂着嘲讽般的微笑。
公园负责人不失时机地挂上一幅懊恼的表情：“这下可好了，您打算怎么办？我们能把湖水抽干，可是抽干湖水就得关闭公园，而这得上报给公司董事，他们才能决定要不要关闭公园，擅自做决定的话我绝对会丢掉工作，这得您来做决定，您写个条子吧，这样董事们就能理解了，写吧，您写了我就立马喊人去抽水。”
负责人嘴里不住地嘟囔着，表现得左右为难，既想为他的国家尽一份责任，在可能的电视新闻上混个出镜的机会，又担心被公司里的人抓住把柄一薅到底，丢了这份安逸的工作。也不知道是不是被说得厌烦了，特工们没管负责人颤抖着的红鼻头，直接推门而出。
没有人会只放一个录音机的。
在录音内容送到列昂尼德办公室时，他并不在那里，他和米哈尔·克莱斯基在一起，克莱斯基从圣彼得堡那边调来了一个黄型个体，这名黄型个体被给予了一份埃尔多安2012年4月份访华后在国内某次秘密会议上的讲话稿，内容牵扯到了一点GOC与土耳其政府的协议，这份报告来自于某个德国分部发展的低级特工，在传出报告后不久就被情报与反恐宪兵队抓了起来。
由于没有太大价值，基金会将这份报告锁进了文件柜。但克莱斯基认定秘书的上线一定会咬钩，黄型的任务就是伪装成秘书，将这份报告传递出去，审讯专家已经多次确认了秘书供词的真实性，而克莱斯基和列昂尼德也确定，万一鱼把鱼饵叼走了也不会产生什么危害——埃尔多安是知道基金会手里有这份报告的，而GOC从来不在乎自己在其他国家的授权范围被其他人摸清。
11月26日当天中午，那名黄型带着秘书的脸和情报出发了，为了万无一失，跟踪他的徒步特工被加强到了四名，黄型将报告拆开，夹在一份《Glamour》中，带进了鞑靼斯坦模范歌舞剧院里，当天是星期三，来看剧的人并不算多，平日里上座率超过百分之九十的剧院，现在大厅里只有寥寥几位观众，夹着杂志的黄型在跟着他的徒步特工眼中显得鹤立鸡群。
这是一件幸运的事，鞑靼斯坦模范歌舞剧院的票不算好买。
根据秘书的供词，黄型在大厅等候处的沙发上坐了一会儿，随后起身，将《Glamour》留在了原地，3分钟后，一个清洁工过来收走了杂志，她并没有将杂志放去失物招领处，或塞进垃圾桶，而是将杂志夹在了腋下，带去了清洁工具间，剧院内的特工询问指挥部，要不要取出准备好的拘捕证，将女工拘留，而克莱斯基给出的答复是静观其变。
黄型顺利离开了剧院，而剧院内的特工在工作人员出口附近一直蹲守到当天深夜，那名收走了杂志的清洁工才提着一个手提袋离开剧院。手提袋的大小不足以放下杂志，但一名特工提出，她也可能将杂志卷起，藏进手提袋里，或是将杂志绑在身上，于是，两名特工被分派去跟踪这个清洁工。
清洁工的家在城郊结合部的一处赫鲁晓夫时代的公寓楼里，为了不打草惊蛇，特工们没有跟着她上楼，而为了防备有人夜里去拜访她，取走情报，特工从不同角度拍下了进出公寓楼的每一个人，其他组查到，那名清洁工第二天排夜班，所以她可能趁着27日白天将情报送出。
第二天清早，她提着那个手提袋出门时，顺手将一袋垃圾丢进了楼下的垃圾桶内，她刚一消失在街角，一旁熬了一夜的特工就如饿虎扑食一般扑向垃圾桶，那袋垃圾里只有鸡骨头，卷心菜叶和发臭的奶酪皮，别的什么也没有。
另一组特工跟了上去，这名清洁工没坐公交车，而是慢慢地走在大街上，一路上，她和不少人打了招呼，但始终没发生肢体接触，也没打开手提袋。
最终，她在一处书报亭前停了下来，手提袋内正是卷起的那份杂志，她将杂志交给书报亭老板，从老板手里接过了一张5000卢布的钞票，离开了书报亭。
她刚离开不久，一位穿着讲究的绅士就来到书报亭，指明要买那份《Glamour》，而老板称那是非卖品，拒绝了他，那位绅士并未表现出沮丧或不满，只是对老板拒绝了一桩生意表示遗憾，随即，他也离开了书报亭。老板并未将那份还算新的杂志放进玻璃展示柜，这种杂志一般不会在书报亭内出售，而是由邮递员送至订户家中，它的目标群体并不是那种会屈尊上街，就为了来书报亭买读物的人。
上午11时许，一名骑着小轮自行车的Yandex外卖员来到书报亭，掏出一叠零钱，从老板那里买走了杂志，老板再次取出杂志时，杂志已经套在了一个高端杂志常用的透明塑料袋内，外卖员在书报亭前的地上蹲下，打开他的保温箱，将杂志小心翼翼地放进一个装有寿司的纸袋里，随即骑上车，离开了书报亭。
这并不是常见的情报传递方式，中间环节越多，出问题的可能性越大，外勤们并不清楚那份情报是否还夹在杂志里，只能稀释本就不充裕的人手。
外卖员骑着车，在一处公寓楼前停了下来，通过楼梯间的窗户，街上的人能看到他敲响了三楼的一户人家，一个年轻女子从他的手中接过了纸袋。
外卖员离开后，四名特工直接撞开了房门，单薄的红木门带着被撞断的锁舌和合页向内倒在了地上，冲入门内的特工将来不及反应的女人压倒在地，那时她正拿着那份报告准备阅读。
在这条传递链上，书报亭老板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还有一位从头到尾都没亲自露面的寿司店店主，他的任务是在外卖员来取餐时，告知外卖员，去某某路上的某某书报亭帮客户带一份《Glamour》杂志，并为这额外的工作支付小费，这二人是知道自己在为某种间谍行为提供帮助的。
而那名清洁工隐隐约约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其他人哄骗她说她是在为某个大企业做事，一名工程师想通过这种方式将他的发明送给竞争对手，以为自己的跳槽赚取资本，恐吓加上利诱，清洁工也参与了进来，并且自始至终都没想过打开杂志看一眼，自己传递的究竟是什么。外卖员则完全不知情，这也是为什么杂志要包上塑料封袋。后续的调查则揭露了那位绅士的身份，他是一位来自英国的服装设计师，名叫奥利弗·拉提摩尔，身家清白，目前下榻在喀山丽郡酒店。
链条的最后一环是房间里的年轻女子，在特工抓捕她时，她表现出的力量奇大无比，在被带走后，这个奥秘才揭晓，这位年轻女子是男人假扮的，他在这之前是某个模特公司的模特，一位外国商会的代表出于自己的癖好，将他打扮成女子，养在这里，在一次他发现了代表为MC&D工作的秘密后，这个代表便将他也发展成了自己情报链条上的一环，考虑到外交影响，基金会并未对那个代表采取直接措施，而是通过克里姆林宫，向他所属的国家提出抗议，他很快便因在工作地包养面首这样重大的丑闻被召回国内，而他经营多年的情报网也随之烟消云散。
他的真实身份和所属国家，原则上是应当保密的，但是有心人仍能通过公开新闻推断出他的身份，列昂尼德和克莱斯基一开始忙着打扫他留下的烂摊子，并未制止这种行为，而后来，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了他是谁，加之高层认为他的身份半公开有利于让价值观相对保守的MC&D大发雷霆，也默许了这种行为。
借着这股东风，喀山市内的帷幕后情报网，除了FSB的相关部门，几个所有人都心照不宣的GOC站点，窝在喀山大教堂一百年没挪过屁股的地平线倡议和基金会自己，其他组织的情报网都转入了沉睡。加上之前“喀山的腐烂圣母”教派事件的余波，现在的喀山可能是整个欧亚大陆上最“干净”的城市。
直到2014年11月30日，列昂尼德才分出精力去听一听藏锋对赵恩明说了什么。
他听到的第一句话是：
“到此为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