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最后一个月的倒数第二天，太阳在升起后不久就藏在了铅灰色的云层之后，卢布贬值，油价下跌或经济不景气这种小事并未使得喀山街头的新年气氛减损半分。街头和广场上早早就竖起了新年枞树，商场里塞满了被专柜新年折扣和半成品菜肴吸引而来的人群。人们期盼着这个被人为赋予意义的节日能带走过去一年的疲劳，悲伤与不幸，也期盼着历法上的新旧交替能为接下来那365天带来新的转机。还有一少部分人沉浸在不久之前交到好运的欣喜中，比如某个中了国家乐透彩票头奖的幸运儿，又比如某位在酒店上班，最近交了桃花运的小姐。
直到现在，娜迪亚·奥尔洛夫仍有一种不真实感，自己的人生在平淡了25年后似乎终于迎来了转机，涉世不深的她确信自己遇到了真命天子，拉提摩尔的言谈举止和穿着打扮就像是都市小说中走出的完美情人，他讲述的丧妻故事更让他的灰蓝色眼睛染上了一层忧郁色彩。也许是对于时尚的共同爱好？也许是自己恰好出现在了这位丧偶的异国绅士的视线里？不管怎么说，娜迪亚觉得自己终于有机会摆脱那些满脸痤疮的蠢货和无理取闹的客人，她下定决心要陪着拉提摩尔完成他在喀山的取材，然后去往英国追求自己的梦想。
实际上，拉提摩尔没有做出任何保证，到目前为止，他也只是请娜迪亚喝了杯饮料，逛了几场画廊和剧院，顺带参加本地的小诗人和业余画家组织的沙龙而已。这不需要花去多少时间和金钱，他所需要的也不是一场露水情缘，只是一个时间而已。当他貌似无心地询问本该上夜班的娜迪亚哪天晚上有空出来共进晚餐时，娜迪亚告诉他，因为丽郡酒店似乎要接待什么大人物，所有工作人员都会放假，所以元旦过后的5，6，7三日她都有空。这自然影响不到已经搬进克里姆林万怡酒店的拉提摩尔。娜迪亚满心欢喜地等待着在5日晚上的晚餐，完全没有察觉到拉提摩尔说到这事时脸上细微的表情变化。
与娜迪亚不同，刘青知道，丽郡酒店要接待的并不是什么莫斯科来的大人物，而是伊朗方面的一整个代表团。基金会与GOC也参与进了年初开启的伊朗核问题全面谈判中，伊朗方面试图以不将手中的异常武器化的保证，换取来自基金会和GOC的技术支持，而两巨头的打算则是在伊朗国内设立站点，最差也要建立起与ORIA之间的定期交流通道。
在波斯恺加王朝末期，一些流传于乌里玛群体中的秘密集会凭借着手中的异常物品和技术，从那时还常常介入帷幕外事务的基金会手中换取资源支持，并以此为资本参与到了1921年礼萨·汗·巴列维发动的政变中。正是凭借着这层关系，基金会才能在1926年于德黑兰成立波斯分部，并于次年年底完成对波斯境内异常项目的编号及归档工作。
短暂的蜜月期只持续到了1941年，那年秋天，英军和苏军接管了伊朗，彼时的基金会忙于帷幕后的超自然大战，伊朗国内的收容与研究事务被匆忙交给了驻军，战后，伊朗国内政局混乱，除德黑兰站点外，基金会一直未能恢复其他地区的站点和特工网络。
1953年，GOC趁着摩萨台倒台的东风成功介入伊朗事务。不过巴列维国王不愿或不能将国内大大小小的GOI整合成官方的异常收容组织，GOC伊朗分部的组建自然就无从说起，政治性更重的联盟不得不同基金会签订合作协议以维持自身在伊朗的存在，之后二十余年时间里，除了地平线倡议因宗教问题选择保持距离外，伊朗国内的异常事务基本由基金会，一个以联合国观察员身份活动的GOC小组和本地某些阿亚图拉联合处理。
1978年对帷幕外的世界来说是一个不平常的年份，伊斯兰革命的爆发并非无迹可寻。基金会和GOC早在1976年底便开始撤出伊朗，当最后一辆卡车从塔夫坦口岸开往巴基斯坦时，伊朗国内的异常事务便再也不为外界所知。表面上，ORIA和三巨头维持着既不对抗，也不合作的冷淡关系，但暗地里，不管是ORIA本身还是圣城旅，抑或是挂靠在伊朗军方名下，受教法学者群体影响的其他半官方组织，都会阻碍基金会在西亚地区的行动。基金会方面将此次会面看作破冰的机会，而GOC俄国分部则在克里姆林宫的授意下礼貌而坚决地拒绝了“联合国总部代表团”的来访。
参与会面的各方在表面上对此次谈判展现出了足够的重视，前导人员在日内瓦花了一周多时间才把会面的细节以备忘录的形式确定下来，而最重要的会面时间与地点则一直拖到了12月4日才得以确定。人多眼杂的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并不是好选择，风景优美的乌兰乌德和索契则没有大型站点，乌兰乌德只有一个4人规模的基金会收容专家组，索契也只有一个小型的GOC观察哨，两地缺乏足够的，熟悉本地情况的外勤人员，加上不管是GOC还是基金会，都不愿让对方全权负责安保和接待工作。必须寻找一个双方都设有大型站点，位置相对不那么敏感的城市作为谈判地点。
经过排除后，有俄罗斯境内第五大基金会站点，刚经历过清洗，又与伊斯兰文化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喀山似乎成为了最理想的城市。GOC的想法是租用希尔顿逸林酒店或美丽华酒店的会议室和客房，但列昂尼德提出了异议，租用五星级酒店过于张扬，而且从安保角度而言，这两家酒店的客房普遍使用落地窗设计，也算得上一个不大不小的隐患。同时，基金会方面似乎认为，如果三方选择在自己的设施内举行会谈，有利于自身展现诚意和实力，妥协的结果是直接租用离基金会鞑靼斯坦行政总站相对较近的丽郡酒店，在此期间，基金会和GOC的安保小组会接管整座酒店，原有员工和酒店房客则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内线电话和电梯内广告接受模因接种，以阻止可能的泄密事件。
巧合的是，娜迪亚·奥尔洛夫错过了所有接种机会，而基金会不知为何，并未对员工的模因接种情况进行核查。
刘青他们并未接到什么特别的任务，运气好的话，他们也许会收到1月4日晚的招待晚宴的邀请函，站长会选几个平日里表现不错，脑子又算得上机灵的人跟他一块去见见世面，但更大的可能是地位尴尬的他们被FSB堵在家里，连下楼买烟都要受到监视，不论俄方对于“本国腹地有一帮中国官方派来的情报人员”这种事情表现得再怎么无所谓，在有外人时还是要表现得认真一些的。GOC方面有资格列席的除了总部象征性派驻于俄罗斯的一名全权代表外，只有负责具体技术转移的俄国分部。刘青当然不想在接下来一周多时间里天天靠外卖寿司，披萨和萝卜沙拉过活。最近的Лента超市离站点并不远，趁着天色还亮，他带着购物袋，打算去那里把冰箱填满。
他没有开走站里那辆大众，零下十度的寒风对皮肤和呼吸道来说是严峻的考验，但也是最有效的清醒剂。11月底，那名奇怪的基金会特工在以海量信息换取了一个几乎毫无价值的法国人的个人情报后，突然终止了合作，实际上，那些信息就像二战时关于官员升迁的政治消息一样，与其说有情报价值，不如说是对自身价值的证明。分部的外围企业有两本帐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基金会也没有强制要求各国分部提供自己的财务状况，这种东西既不能让GOC在与基金会的谈判中占得什么上风，落在混沌分裂者手里也最多只会变成丑闻，造不成什么实质性损害。
而从国内的反应看，似乎他们早就知道了这名特工会在此时选择终止合作。与俄分不同，国内的基金会与GOC的合作格外紧密，GOC一定会将此人的情况通报给基金会，而基金会也一定会告知此人的身份和任务，但国内对此人的指示却模糊不清，刘青认为，这意味着此人在这个时间段出现在喀山并不真的是因为走投无路，而是有别的，他这个级别没资格了解的任务。
那么此时，本该对这个局外人了解最深的列昂尼德·叶利扎维塔·别列科夫是怎么想的呢？
事实上，列昂尼德的精力并不在此，他要关心的事有很多，在得知藏锋中断了和GOC的合作后，他并不感到惊讶。不管是安排去的外勤还是巴希老爹都报告称，此人在拿到了韦尔希宁的个人资料后过上了极度规律的生活，凌晨五点出门，晚上10点前打着手电筒回到档案库。给他的那张银行卡总共取过三次钱，十一月末一次，十二月初一次，一月初一次，每次取3万卢布，列昂尼德觉得，如果他忽然要求这人交出自己的流水明细，他能立刻拿出一个皮质封面的小笔记本，上面用中文密密麻麻地记着他每一天从吃饭到交通的所有开销。美中不足的是，列昂尼德并不能确定藏锋白天都呆在哪里，外勤总会在半个小时内跟丢这张本应该十分显眼的亚洲面孔，不过，有关韦尔希宁的报告就摊在档案库入口留给管理员的书桌上，报告的长度以每天一张半信纸的速度稳定增长。
列昂尼德的私人渠道告诉他，前段时间基金会确实在西亚追捕某人，这和藏锋来到俄罗斯的时间基本吻合。
时间就这么来到了2015年1月5日，这天上午11时37分，一架土耳其航空的A320窄体客机从伊斯坦布尔机场起飞，飞向北方。
上午11时44分，GOC中国分部喀山站的电饭煲不幸烧毁，刘青掏出手机，向达美乐餐厅订购了三张12寸意式肉酱披萨和两份罗勒培根意面。
12时整，奥利弗·拉提摩尔提着那个利玛赫牌旅行箱，在克里姆林万怡酒店前台办理了退房手续。
下午12时23分，巴希老爹发现藏锋带走了所有行李，桌面上关于韦尔希宁的报告也不见踪影，与此同时，刘青拿到了他的外卖，但罗勒培根意面被错送成了普通的意式肉酱面。
下午13时44分，列昂尼德手下的特工最后一次确认了车队路线上的安全情况。
下午16时11分，娜迪亚·奥尔洛夫结束了与化妆师的见面。12分钟后，那架来自土耳其的客机降落在喀山国际机场，两辆奔驰凌特接走了机上乘客，同等候在机场外的黑色SUV会合，开往市区。
下午16时56分，普列特涅夫作为安保小组的一员，在预定的位置就位。
这一天的傍晚注定不会平静。
